1957年10月1日，是个红色的日子。承蒙上天厚眷，一个婴儿呱呱落地。这以火焰为性格的孩子，名字叫《羊城晚报》。

当时的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说：“社会主义报纸可不可以办得多种多样呢？我看可以另辟蹊径。”他为新生的报纸确立了办报理念“寓共产主义教育于谈天说地之中”。

把“另辟蹊径”、“谈天说地”同“共产主义”相联系，这在当时绝对属于另类。

建国初期的中国报界，普遍以苏联《真理报》为模式，连版式都基本相同。《羊城晚报》不走《真理报》的路子，却参照中国报人的办报经验，以“旧瓶装新酒”。

尽管报纸创办的最初动机，是为知识分子开言路，但它并没有走阳春白雪路线。

创刊当月，发生两件大事：一件是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人类首次；另一件是武汉长江大桥落成。“一网打尽”的新闻手法在两个题材中被运用得出神入化，这令读者大为惊喜。

有个针砭时弊的小栏目，叫《五层楼下》，条条稿件只有百十来字，却总能以小见大。当年追捧它的读者们并不知道，经常为这小栏目操刀写稿的，是两任总编辑李超和杨奇。

读者们还特别喜爱天天出版的副刊《花地》和《晚会》，全国的著名作家都以在此发表作品为荣，而体育和国际两个专栏也深受欢迎。这些副刊和专栏全都是“新鲜玩艺儿”——独此一家。

报纸办得好，从中央领导到三轮车夫都爱看，报摊常常排起长队。毛泽东主席曾对陶铸说：“我看《羊城晚报》。”周恩来总理也说：“《羊城晚报》可以出口。”

回看往事，不禁为前辈们捏一把汗。创刊之时,正赶上反右斗争,报纸大量发表知识分子的文章,等于把自己置于火山口上。同时，也折服于前辈们的政治智慧，他们酿造出了人人爱喝的无可替代的新“酒”，这正是一种最好的自我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