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沉于思，而默于言的时代。从1966年12月到1980年2月，《羊城晚报》被迫停刊13年零两个月。

俗语道：性格即命运。与生俱来的“另辟蹊径”，注定《羊城晚报》命中有此大劫。

报界有个专用名词 ——“开天窗”，意思是版面上出现了由于非正常抽稿导致的非正常空白。

因为发表“大毒草”，《羊城晚报》整张报纸被“抽”，它历史的版面开了“天窗”。导火索是一篇散文 ——《韶山的节日》。作家周立波的“错”——把领袖还原成人，而非神。《羊城晚报》的“错”，在“造神”大潮中逆流而上，天真地以为删除一些细节就没事了，诸如领袖在父母坟前跪拜之类。

当时的时代背景是，“极左”之风愈演愈烈，并且迅速演变成了猛烈的政治风暴。文化领域首当其冲，那就是被今天的“80后”视为“发生在古代”的“文化大革命”。

前辈的回忆并不见得悲壮——停刊后，全体采编人员都到五七干校劳动： 《艺海拾贝》的作者秦牧成了一把劳动好手；老编老记们最感自豪的一件事情是，知青们把他们带去垫床板的旧《羊城晚报》当成了宝贝；他们对轮流当伙夫的经历也印象深刻，得意于学会了用大铁锅煮饭……他们从不自怨自艾，从容接受苦难，从未泯灭理想。

或许，这正是未来若干年以后，一旦出幽谷迁于乔木，他们就能以木秀于林的姿态爆发出巨大能量的原因吧。

可以这样认为：《羊城晚报》历史上有一个“天窗”，而羊城晚报人的精神上从未存在过“天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