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哥

上图：1973年，北京、上海、四川和云南昆明的知青(右二作者)在西双版纳大勐龙曼飞龙塔合影

上图：2007年，安哥重返西双版纳东方农场71知青墓地为同学扫墓

1 .“狗崽仔”永远留在了西双版纳

1975年1月，我按“家中无子女”的照顾政策得以回城。回到广州，待业八个月，才找一份车间修理工的工作。又过了不到半年，1976年1月，从西双版纳传来的噩耗：我的好朋友、同班同学王开平出车祸去世了。我想起：一年前，他送我回城，我们在九营路口告别时，他告诉我：他上次回北京探亲时，去见了我的母亲。我妈曾对他说：“我们安哥太老实，他要是被人欺负了，你们可要帮他呀！”开平说：“阿姨，您放心，就因为安哥太老实，大家都会帮他的。”开平对我说：“你现在回城了，这我也就放心了。也算是可以向你妈交代了。”如今，他却永远地留在了西双版纳。王开平比我大一岁，我属猪，他属狗，我们高中同窗三年，加上文革两年，西双版纳七年，共相处了十二年。他去世的时候是二十九岁。

1966年，我们高中毕业，毕业考试很早就结束了，为给大家留出更多时间复习功课，准备高考。可是全班只有我和王开平不参加高考。他是要求下乡，我是要求报名参军，参不了军也下乡。班主任叫我去谈话，说我的毕业成绩很好，为了提高学校的升学率，希望我参加高考。但我们都已铁了心不考。我主要是觉得学校里太多政治思想斗争。前一年，我入团之前，因为我妈妈1958年被打成右派，团委书记曹老师就声色俱厉地对我说：“你不老实，你没有交待你母亲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我就是想去当兵，上了战场你看谁怕死。我想王开平可能也有这种想法。他父亲是军火工程师，解放前给“国军”设计枪炮，解放后给解放军设计反坦克炮。没想到高考没开始，“文革”却开始了。我们班团支书告诉我，班主任政治课老师曾说：“彭安哥的思想很反动。”

“文革”中，有一次班上开会。一位革命将军家庭出身的同学和王开平争起来了，他骂王开平“狗崽仔”，我当场就打抱不平，和那位同学对骂起来。

1967年，王开平准备与其他学校的一帮“四·四”派的同学去西双版纳了。他还带我们班的一些同学去门头沟煤矿参加他们组织的下井劳动。在门头沟，我们班同学对六十五中的大个儿（张）、仲永和还有河北北京中学的鲁海南等人印象深刻，觉得他们忠厚、诚恳……不瞒您说，我尤其对他们这帮同学里的女生印象深刻。要知道我从初中到高中都是上的男校。同院一起玩大的女孩，到这年纪也早就不说话了。他们男女合校的同学能这么自在地和女生说话，真让我羡慕。回来以后，我在班上对王开平说：“我也想跟你去西双版纳。”没想到旁边的刘安阳、李大明、邓维嘉等都凑过来说：鸽子，你去，我也去！……我也去！……

1968年2月我们出发的时候，全班同学都到北京火车站来送我们，连骂过王开平“狗崽仔”的同学也来了。

上了火车，北京市委革委会的带队干部一点名，发现还多了几个临时跟着上车的。加上他们，我们一共五十五个，来自二十多个中学。

2 .和杨丽萍、陈凯歌一起歌舞

火车到武汉的时候，一帮杀气腾腾的当地造反派要冲上车不知干什么。与鲁海南发生了肢体接触。他们就不依不饶。带队干部拿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经多方交涉，火车才开出站。在昆明，正在武斗的两派停火欢迎我们“首都支边红卫兵”，但那一夜，昆明的夜空仍枪声不断。

汽车开出昆明，公路已多年未修，非常颠簸。但车厢内歌声不断，刘安阳唱的主席诗词：“天高云淡，望断南飞燕……”从窗口飘过的群山，美极了。车里还有王开锁等两位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军人给我们拍纪录片。车过杨武、墨江、思茅、景洪、大勐龙等地都有少数民族夹道欢迎。经三天多车程，来到疆峰五队。这里和“文革”和政治运动还离得很远。像个世外桃源。其实这才是我们大部分人所向往的。我们的队长叫杨春文，严厉但不失人情味。有一天早上，天还没有亮，操场上急促的哨声响起。杨队长喊着紧急集合的口令。我们急匆匆爬起床，手忙脚乱地穿上衣服，跑出来。队还没站好，杨队长就带着大家往山上跑。我们有的在埋怨，有的在择路争先。到了山顶一回头，大家都异口同声地欢呼起来：一轮红日从林海上升起，霞光照在山头上，只见脚下满地的大南瓜。杨队长又下命令：“每人扛一个南瓜，看谁先冲下山。”大家欢叫着，扛起南瓜争先恐后地冲下山。我冲到队里操场上，只听得被落在半山上的黄强祖和齐景熙扛着南瓜引吭高歌起来。唱的是歌剧《江姐》的选段，那歌声真的好听，比剧院里专业演员的歌声还好，因为它带着一股野劲儿。

关于砍坝，我爸爸曾给我讲过：三十年代他的家庭是在南洋马来西亚种橡胶的。我们砍坝可就没那么棒了。刀也磨不快，钻进森林里连方向都找不着了。从山顶攀踩着树木尸体下山的时候，我见到了一只翠蓝色的小鸟，失神地趴在倒下的树林上。离我那么近地盯着我……挖梯田是最辛苦的活，我真正能过这“劳动关”还是在两年以后。

有一天晚上，我正提着马灯在蚊帐里捉蚊子，准备睡觉。几个女生在门口叫我，我手忙脚乱地穿上衣裤出门，还没开口，几个女生就对着我哈哈大笑起来。我低头一看，才发现我的中山装外衣穿反了，一个个的衣兜都露在外边。我重新穿好衣服后，她们告诉我，为了慰问边防军，我们要排练节目。让我表演吹笛子以外，还要学跳藏族舞。在生产队里的一次晚会上，我吹的一曲《长征组歌》选曲，虽然没有颤音、滑音、吐音等技巧，但由于情感很投入，获得了一片掌声。几年以后，我还当上了业余宣传队的队长，演过全本《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还有山东快书等等。近年我和新闻界同行的朋友们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我的开场白常常是：“哥哥不是吹牛皮，想当年我和杨丽萍同台跳过舞。演出结束以后，我们篮球队的大个儿还带陈凯歌来蹭饭吃夜宵呢！”

3 .粪池上落满五彩蝴蝶

我是我们五十多个男女同学中第一个打摆子的人。开始是发高烧41℃，后来是浑身发冷、打哆嗦，再后来我抖得痉挛，把竹床震得砰砰响。同学们都来看我。有给我拿手巾擦汗的，有给我端水吃药的，有的把自己的棉被拿来盖在我身上，都无济于事。我这样抖了一个小时，大家都手足无措。曾塞外问我：“鸽子、鸽子，你想吃什么？”我哆哆嗦嗦地说：“我——我要——撒——尿！”声音不由自主，非常响亮。吓得女同学都往门外走。曾塞外端来一个大脸盆。我痛痛快快地撒了一大泡尿，就不抖了，沉沉地睡着了。

那天晚上，我的汗水把棉被棉褥都湿透了。第二天早上，有同学告诉我，我已经虚脱了，要送场部医院。老工人用竹子绑了个担架，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我抬上就走。外面下着小雨。这里的雨季路滑，尤其是被拖拉机碾过的泥路，同学们走得摇摇晃晃的。晃得我特舒服。耳边听着同学们的喘气声和互相提醒、搀扶、换肩时的吆喝声。上了大路以后，可能是有人踩在车辙里滑倒了。我和被褥一起被掀下路边。只觉得飘飘然软绵绵地摔在地上。朦胧中我觉得我当时的着地动作做得特舒展特合理。

一个星期以后，我的病好了。大家蹲在场院上吃饭。塞外突然学我声嘶力竭的叫声：“我——我要——撒——尿！”逗得大家都笑了。当着那么多女生，说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我打摆子好了之后，队里分配我去种菜组。我们组三个人，组长王广丰是湖南移民。虽然他的右腿有些残疾，但并不影响他干任何农活。什么时候种什么菜，何时浇水，何时挖地，何时施肥，都是由他安排。在他的领导下，我们组种的蔬菜有豌豆、茄子、洋白菜、萝卜、小白菜、芋头、木瓜和冬瓜等。我们不仅能保证队里的蔬菜供应，而且还有多余的菜卖了几百元钱为队里买豆腐改善生活。（那时候菜价只是二三分钱一斤）。木瓜丰收的时候，还能给大家供应饭后果。

放工的时候，有时同学们从山里扛着锄头走来，有女生唱着二重唱。歌声在山谷中回荡，格外悦耳，至今难忘。

还有一个难忘的景象就是：每当烈日当头，我中午挑粪到菜地的时候，都会见到粪池上落满了五彩缤纷的蝴蝶。它们大小不一，花纹各异，不时还上下翻飞，翩翩起舞。比任何蝴蝶博物馆里的展览可美丽得多了。

4 .“文革”风潮吹破青春梦

梦是迟早要破灭的。“文革”的风潮终于还是吹到了西双版纳。昆明两派武斗和政治斗争见出了分晓，以“站队划线”为旗帜的政治运动开始了。我们55名北京知青和队里的老工人一起生活、劳动了一年。上边领导突然给我们“划线站队”，说我们大部分人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犯了路线错误，要把我们分散到其他地方。上拖拉机的时候，大家都不说话。老工人王广丰和李承安等把一筐筐的木瓜、甘蔗装上我们的车。拖拉机开动了，突然大家都哭了起来，我也觉得喉咙很痒，哭了起来。但是我自己觉得，我不是在哭，而是在嚎，像狼一样地嚎。

一次总场开批斗会，各生产队都把本队的“炮派”“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戴了高帽，挂了牌子，给他们每人一个破盆敲着。由造反派带领我们大家喊着口号排着队去大勐龙。走到桥上见一傣族男青年正在河里洗澡。见到我们的队伍，他赤身裸体、两腿一夹、站着看呆了。我当时还偷笑，如果能带相机来拍下他那刺满佛教文身的裸体就棒了。

凌瑜是我同学校、同年级但不同班的同学。他的父母是右派，1958年就被劳改了。他是靠姐姐供他读完高中的。他性格内向，心地善良而正直，身体很壮，工作刻苦。在这场政治运动中，肯定也感到了很大的政治压力。大约在1969年9月，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我到他所在的新建连队送文件。见到他病得很重，上吐下泻。我见到他吐的是绿色的胆汁。他的同班同学王惠民是卫生员，给他吃了药，似乎稳住了一些。我们和队里的老工人都说要抬他去医院，但他坚决不肯。

第二天一早，我和王惠民还有一个老工人一起用担架把凌瑜抬到了五分场卫生院。卫生院的医生一看，他已经昏迷了。立刻派拖拉机把他送小街的总场医院。

两天以后，凌瑜去世了。死因是中毒性痢疾。开完追悼会，我们男同学争先恐后地把凌瑜的棺材扛上肩，向墓地走去。同学把我换下来以后，我回头一看，送葬的队伍约有上千人，有的老工人，老大娘不时在抹眼泪。

当年离开西双版纳的时候，一分钟也不想多待，行李也不想要了，只想赶快走，生怕节外生枝又走不了。可是，回城以后却又总是想起西双版纳，时间隔得越长，越是牵肠挂肚。可能因为那里留有我们的青春，还有我们相濡以沫的日子……

（编辑：xia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