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设计的简单和执行者脑子的简单，决定了陈希我只能牺牲个人的利益和自尊，从而继续维持那种简单规则和简单脑子的“自尊”———章立元
□章立元
最近几天，北京和广州的几家报纸，报道了小说家陈希我的作品集《冒犯书》（台湾版）被福建海关扣押，并向作者下达了“行政处罚告知单”的消息。
一位严肃作家的作品，就这样随便被海关检查员认定为问题产品、“淫秽书籍”，让我感到诧异且发怵。作为陈希我小说（《冒犯书》、《抓痒》等的大陆版）较早的读者和评论者之一，我是不是也曾经阅读过“淫秽书籍”呢？
对文学作品中某些内容或者局部情节的定性，不能够孤立地、断章取义地看问题，而是要看这些情节在整部作品中的文学功能，要看情节设置在整个艺术结构中的必要性。这实际上是一个文学常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比如下面这句话：“从此，我一见到小海就手痒痒，想揍死他。后来才知道我误解了他，心里很愧疚。”如果对后面的话视而不见，仅仅是抓住前面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对这位说话的人采取监管措施。这无疑违背句法常识。问题在于，尊重常识往往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经常在一些法律、法规的实施过程中，看到违背常识的现象，比如动辄就将一些文艺作品定性为“诽谤”、“侵权”、“抄袭”、“淫秽”等等，显示出执法过程中很大的专业纰漏。当然，我们也经常看到，历史最终无情地宣判那些法律、法规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幼稚现象无效，比如对《包法利夫人》的审判，对《查特来夫人》、《北回归线》的查禁，最后都成了历史的笑柄。问题在于，历史的宣判不能替代现实的宣判，历史对后人负责，现实会影响到此时此刻个人的安危和尊严。
近年来，随着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渠道的畅通和扩大，两地作家彼此在对方出版作品的事情已经习以为常，而且能够跨海峡出版作品的两岸作家，常常是作品达到较高水准者。何况台湾省的文化管理也不是没有规则，或者说，他们的规则即使再混乱，也不能随便出版“淫秽书籍”。一本在内地出版过的书，到对岸去再出一个繁体字版本，怎么就成“淫秽书籍”了呢？这背后究竟有什么秘密，我们无从得知，但海关的公开解释却那么苍白无力。
福建海关部门说：“我们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中国的大环境就是这样，你也应该明白。我们历来都是这样执行的。”首先，他们理解作者，也就是承认作者此时此刻的“心情”的合理性，显得很通人情似的。其次，他们搬出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很吓人的东西：“大环境”来压住作者，让他闭嘴。第三，他们赋予自己的“工作惯性”以历史的权威性：“历来如此”。他们的做法仿佛成了不可更改的“历史规律”似的。意思是说：是“历史”没收了你的书，跟我们无关。他们无疑在试图推卸责任。为什么推卸责任呢？因为他们自己也觉得这种做法或许不合理。但程序设计的简单和执行者脑子的简单，决定了陈希我只能牺牲个人的利益和自尊，从而继续维持那种简单规则和简单脑子的“自尊”。
（编辑：侯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