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回看大潮

尽管连连说要放平心态，但著名音乐人陈小奇还是希望能改变广东流行乐坛“开花不结果”的宿命

广东流行音乐三十年间，最不容缺席的就是陈小奇

不管经历多少风雨，毛宁和杨钰莹仍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无可替代的“金童玉女”

□文/本报记者　邓琼　实习生　韦英哲

图/本报记者　阙道华　魏辉

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内地，几乎可以这样说：你可能没坐过船，但是不可能避得开那句悠长的“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可能你不是打工的“外来妹”，但是不可能忘得了那句甜美的“我不想说，我很亲切”；可能你自家没有兄长，但是不可能听不到那句直抒胸臆的“大哥你好吗”……

因为有了《涛声依旧》、《我不想说》、《大哥你好吗》这些歌，有了毛宁、杨钰莹、甘苹这批歌手，广东成为了流行乐坛重镇，风头直逼文化中心———北京。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歌和这些人，从广东这块“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中生长起来的、为计划经济时代人们所陌生的那些爱与痛，荣与辱，勇敢与迷惘，执著与放手，才以空前的速度传播到全国，传递给时代。

而这些歌的作者、这些歌手走红的推动者，是同一个人———陈小奇。

如今，陈小奇已拥有了各种称号、官衔，但是最为本质的有二：“词曲作家”，这是他“扬名立万”的本职工作；“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主席”，这是他多年积累的江湖地位，更表明了一份对于岭南本土文化的坚守。

潮涨，他逐浪弄潮；潮落，他力挽狂澜。回望三十年间的广东流行音乐，最不容缺席的就是他陈小奇。

初出茅庐

大学时就已发表过音乐作品

参加高考，自己找回100分

羊城晚报：您是学中文出身的，又属于著名的“七七、七八级”这个群落。当年考大学有什么波折吗？

陈小奇（以下简称“陈”）：1977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榜上无名，当时不能查分，现在我真怀疑是不是吃了哑巴亏。因为第二年我再考，放榜时成绩是272分，那时要270分才有体检资格，我只超出2分，最多也只能上个专科。这可跟我的自我感觉差得太离谱了，当年允许查分了，于是我赶紧到地区教育局去查。结果本来成绩单上给我的历史成绩是6.5分，一查才发现前面少了一个8，应该是86.5分！这样一来我信心大增，就赶紧查别的科目。我觉得地理比历史考得还强呢，肯定也不止成绩单上的68分，一查，结果应该是88分！这多出来的100分救了我的命啊，我这才被第一志愿中山大学中文系录取，我本来就喜欢文学。

与乐结缘，背着提琴上大学

羊城晚报：听说您是背着小提琴进大学的，跟音乐的缘分从小就结下了吗？

陈：其实小时候学的东西还真蛮多的，包括音乐、美术等等，但也都是自学。我父母都是1941年入党的老革命，解放后母亲还在县文化馆当馆长，所以有个家庭环境。文革开始时我正读六年级，突然就没书念了，闲着无聊就玩起了乐器。学的其实比较杂，最早是笛子和二胡，特别笛子很便宜嘛，拿根竹子钻几个孔就可以了，也没有老师，自己对着书瞎练。后来进了中学，接触的乐器更多了，什么唢呐、板胡、三弦都有。小提琴是到了差不多高二时开始学的，花十块钱买了一把小提琴，已经是“很恐怖”的价钱啦，但还是自己学，请不起老师。自从接触了音乐，可以说我是一直没停过，高中毕业后，我是工厂里面的宣传队长兼乐队队长。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发表过音乐作品，第一首正式公开出版的歌曲是在《岭南音乐》上发表的《我爱这金色的校园》。

被人顶位，转行当戏曲编辑

羊城晚报：你们那一批大学毕业生应该很走俏啊，为何你毕业了没去出版社、机关或者报社，而当了唱片编辑？

陈：实际上我当时最想做的还是搞文学，原来联系的是花城出版社《旅伴》杂志，本来以为十拿九稳，没想到最后关头叫另一关系比较硬的家伙顶掉了。这回抓瞎了，因为我连第二候补的都没有。傻傻地看了半天分配方案以后，发现中国唱片社广州分社要人，这时我的音乐神经开始有点波动了。我一打听，人家需要的是一个戏曲编辑，本来我没多大兴趣，但是他们那里还可以分房子，这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就去了。这一下还真当了几年的戏曲编辑，除了粤剧有人负责以外，其他的剧种，包括海南的琼剧，广东的潮剧、汉剧、山歌剧，我都下过乡整台戏整台戏地录，回来制作成磁带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