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昊
如果说飞行员可以为了维权而故意玩“飞去来”戏的话，那么老师为了发泄对领导的不满也大可以故意教坏学生；食品厂的工人也可以为报复老板而在饺子里下毒；甚至建筑工人也可以使个什么心眼让大楼完蛋。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不是全乱套了？
近日来，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目光锁定在东方航空公
司的飞机故意返航事件上：在两天之内有17架东方航空公司云南分公司的飞机到达目的地不降落直接返航，而飞行员私下向记者透露，返航是为了向公司争取待遇。东航也公开承认事件存在人为因素，称已对涉嫌当事人实施停飞和调查处理，并对社会和旅客造成的不良影响表示歉意。飞行员通过这种方式“维权”，实在是超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培养起来的想像力。
如果飞行员真的是因为维护自身权益而故意玩“飞去来”戏、以向企业示威的话，那就等于是把企业内部矛盾激化为公共事件，让公众来为企业的内部矛盾埋单。这当然是不正常的行为，甚至可以称为“恶性维权”。这种绑架消费者利益的行为理应受到谴责并给予惩罚。但问题是，如果利益协调渠道通畅的话，飞行员用得着出此下策吗？如果劳资矛盾有正常的解决渠道，飞行员有自己的工会组织并可以行使集体谈判权，那么无论薪水还是管理，双方大可以坐下来谈。此外，通过行政仲裁和司法渠道来协调解决利益矛盾也是一个选项。但很明显，在双方的互动过程中，上述渠道都是走不通的。最后有人选择了绑架顾客利益，让公司、员工和顾客“三输”、并诉诸媒体关注等非常规解决方式。这种选择虽然缺乏最基本的职业道德，但也说明我们时代的利益协调机制基本是处于无效状态的。
在本次事件中，我注意到，事件发生初期，乘客的矛头都对准了航空公司，而公司却拒绝给乘客解释清楚航班取消的真实原因，用谎言来糊弄乘客，说明其并不尊重消费者知情权，也根本不明白如何平等地对待消费者。而类似的行为习惯表现在处理与员工的关系上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事实上，本次事件的前因后果正是如此：企业对员工维权行为的长期漠视———员工与单位间势同水火———员工维权手段全部无效———职业责任感大幅度降低———罢飞和故意返航。在这个恶性互动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利益协调机制的缺乏、传统的等级制的习惯、傲慢地要求服从而从不解释等，都是我们这个社会无法和谐的重要原因。
其实，类似的恶性互动模式也可以在任何利益群体之间复制。员工和老板之间、城管和小贩之间、老师和学生之间、干部和群众之间，都可能出现这种“恶性维权”。如果说飞行员可以为了维权而故意玩“飞去来”戏的话，那么老师为了发泄对领导的不满也大可以故意教坏学生；食品厂的工人也可以为报复老板而在饺子里下毒；甚至建筑工人也可以使个什么心眼让大楼完蛋。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不是全乱套了？
也许有人会说，这样盲目地发泄也不可能达到维权的目的啊。飞行员这次故意返航，不就没有维护到自身权益，反而面临停飞等严重处罚吗？当然，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这些选择都是愚蠢和不负责任的。但问题是，人世间的事情哪有那么多的理性判断？在长期郁积着的愤怒、屈辱等负面感情之下，人们是不会算计太多的，甚至会因一时冲动而不计后果。这种一时冲动下的选择当然占整个人生抉择的很少部分，但是，整个社会激发这些负面情感的机会多了，那么冲动性的抉择也必然会随之增多，我们的社会也就更不安宁。
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正常的利益调节机制不能生效，那么相关利益方就会更多地采用非常规的解决方式。如果人们不习惯于对话、谈判、协商、妥协，那么就将不得不习惯于争吵、对抗、冲突和内战。在这个意义上，利益协调的平台和机制的建立，常规性维权渠道的畅达、平等而富有诚意的对话习惯，恐怕是身负创制规则的政府以及更有能力影响规则创制的强势群体所必须要加以反思的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利益冲突中弱势的一方去采用那些害人害己的“恶性维权”方式。
（编辑：侯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