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大讲坛·艺术论坛讲座

从伦理准则看艳照传播

美国传播学者克利福德·G·克里斯蒂安、马克·法克勒、金·B·罗特佐尔、凯西·布里顿·麦基合著的《媒体伦理学》归纳了五个伦理学准则：

1，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精神美德就是在两个极端的正确位置。

2，康德的绝对命令：只按你的意愿能成为普遍规律这一准则行动。

3，穆勒的功利主义：为最大多数的人寻求最大的幸福。

4，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只有当忽视一切社会差别时，正义才会出现。

5，犹太教———基督教将人作为目的：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邻居。

美国加利福利亚州立大学教授雪莉·贝尔吉在《媒介与冲击———大众媒介概论》一书中，同样引证了这五个伦理准则。在英国新闻学学者卡伦·桑德斯的《道德与新闻》中，对伦理原则做了一些扩张，增加了大卫·休谟的“人类情感论”、G·E·穆尔的“语言学转向”以及反伦理理论。

不同的伦理学家会有不同的伦理准则，但无论哪种准则，都在考虑“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某种行为对一些人来说是快乐的，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痛苦的，亚里士多德希望取中间状态，穆勒侧重大多数人的幸福，康德“发布”反个人的普遍规律的“绝对命令”，罗尔斯主张“无差别”伦理等等，其实都是在“个人”与“他人”之间移动价值标尺———有的把标尺更多地移向个人，有的则更多地移向他人。

在艳照传播过程中，同样存在“个人”与“他人”的两端。一端是卷入艳照的每个“个人”，另一端是观看艳照的“他人”。无疑，被观看的“个人”是痛苦的，而多数观看的“他人”是“幸福”———窥视欲得到满足的“幸福”。

当然观看者也不尽是满足窥视欲，许多人是从“认识论”的角度观看艳照的。性是人性的底座。如果不是艳照的偶然泄露，人们很难想象这些星光趃趃的艺人，尤其是平常以纯洁示人的阿娇，会接受拍摄如此不雅的照片。这些照片还“泄露”了包括明星在内的现代人性爱观念和性爱癖好。我们可以从艳照中发现，如今许多人的性爱已经走出生殖的原始目的，转入以快乐、娱乐、游戏为目的；过去那种“性脏”、“性贱”（比如视性器官为肮脏部位）观念也在弱化，于是他们把镜头对准这些部位，留待日后欣赏；陈冠希频繁更换性伴侣，反映了专情观念的淡薄……

无论是满足窥视欲还是资助认识论，都建立于当事者的尴尬痛苦之上。这不是“爱邻居像爱自己一样”的表现，更违反了“绝对命令”；在“无知之幕”中（即人们抹去自己当下的角色，退回没有差异的“原始位置”），任何人都不愿自己是当事人；也许只有穆勒的“最大多数的幸福”标准能成为媒介传播的注脚，可是这又没有确切的调查佐证。

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深得中国哲学的精髓。过犹不足，不足亦过。在过度与不足之间，存在一种“黄金位置”。就报道艳照门事件而言，报道什么，报道多少，都是媒介伦理的考察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