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义勤

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底层文学”的讨论越来越热烈，不仅各类文学刊物开辟了底层文学的专栏，各种级别的关于底层文学的研讨会不断召开，而且“打工作家”、“打工文学”、“底层叙事”、“草根文学”等话语范畴也是层出不穷。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底层文学热”本身其实无可厚非，它代表了

首先，对“底层文学”与底层作家身份的“神圣化”倾向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对底层文学本身的探究。很多时候，底层文学和底层作家的意义、价值似乎变成了一种先验的、不证自明的存在，“因为是底层所以有价值”“因为是打工作家所以有价值”成了许多人讨论底层文学问题的基本逻辑。我觉得，从政府和管理部门来说，对于“底层文学”和“打工作家”等给以特别的关怀，甚至采取特殊的政策给以扶持帮助，都是应该且必须的。但是，从文学界内部来说，我们实在没有必要把底层文学和底层作家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学阶层“供奉”起来，说穿了，这种“供奉”表面是对底层文学的一种“神圣化”的尊重，但实际上却是一种贵族化的、高高在上的充满优越感的“怜悯”，是对于底层文学变相的“拒绝”和轻慢，其潜台词就是：底层文学是一种“弱势”的文学，是一种没有独立性的文学，是一种需要“照顾”和“特别关照”的文学。也正由于此，我们看到，文学界似乎不屑于对底层文学的文学性本身进行探究，而是不自觉地重弹“题材决定论”和“身份决定论”的老调以简单化的方式完成着对底层文学和底层作家的“捧杀”，有些评论家甚至公开宣称不要从文学性角度去讨论底层文学，而只要肯定这种底层文学的“草根性”、“民间性”以及“自我实现”、“自我安慰”功能就行了，似乎又要在中国文学领域开辟一个文学性之外的“新特区”。

其次，对“底层文学”之文学性元素和审美性元素的忽略，实际上混淆了文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是在变相地制造文学问题上的“双重标准”。我们当然承认，文学的差异性和特殊性，无论是从创作层面上，还是阅读层面上，这种差异性和特殊性都是有目共睹的。某种意义上，文学的张力和魅力也就蕴含在这种差异性和特殊性里面。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文学有其客观的规律，有着穿越时代和不同种族的永恒的元素。文学之为文学，作家之为作家，是有着基本的标准和条件的。真正的文学都有着文学史的情结与冲动，都有着对于文学本身的严肃而庄严的信仰，它与各类“文学票友”的玩文学是有本质区别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底层文学也好，打工文学也好，都只有在“文学”的层面上才有意义，它不是因为我们的同情、怜悯、特别关照或降低门槛而进入文学领地的，而是因为它们本身就具有了文学的品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实际上应该超越底层作家或打工作家的身份、遭遇与处境来看待他们的文学创作。他们写作是因为他们有着文学的天赋与能力，有着对于文学的信仰与追求。底层有着千千万万的人，他们并不会都成为作家，只有少数有文学天赋与才能的人才会走上文学之途，这正如上层社会、中层阶级、知识分子也并不会都成为作家是一个道理。本质上一个不具备文学天赋的人，无论怎样扶持，怎样照顾，都不会成为作家。“全民写作”“大跃进”民歌那样的历史其实证明的正是文学的悲剧。底层作家一旦成为作家，他就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作家，而不是一个“特殊性”的作家，他与任何一种类型的作家都是平等的。他们的文学理想和目标绝不仅仅针对那个底层环境，而是同样指向文学本身那些永恒的艺术与审美元素。因此，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底层文学”“打工文学”另立一套评价标准，超越“底层”的限制一视同仁地从“文学”本身的意义上研究底层文学、底层作家才是对他们最大的尊重。

再次，对“底层文学”的社会学层面的狭隘关注，对“底层文学”之于左翼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关系的片面强调，对其“草根性”、自发性、原始性的歌颂，实际上在纵容、夸张和放大“底层文学”中非文学性的因素，这极易给底层作家以思想和精神上的误导，从而忽视了对作家的人格境界、精神境界和高远文学品位的要求，最终只能造成对于底层作家和底层文学的双重牺牲。实际上，对于底层文学来说，真正有价值的是那种源自切身生命体验与精神冲动的原生态、自然、粗犷、野性的文学性，这对于长期以来那种被各种文学观念、文学教条、政治与道德说教反复修饰、污染过的文学性而言，无疑是清新、原始而有力量的。如何呵护这种文学性，如何让这种文学性健康地孕育、发展、壮大，并最终成为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宝贵财富，才是今天的文学界迫切需要重视和研究的工作。

之所以要对“底层文学热”做出如上的“冷思考”，绝无否定和贬低“底层文学”之意，只是希望那些鼓噪者们不要做拔苗助长的工作。“底层文学”既已破土而出，就应给它自由的环境，让它经风雨、见世面，自由地成长，至于最终它是成为大树还是小草，都应该是自然的造化。因为看过了太多美好的东西在中国文学界被扭曲、歪曲乃至夭折的命运，所以，不吐不快，发出如上感叹，真诚希望历史不要重演，所谓“底层作家”不要被“谋杀”或误杀。

（编辑：健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