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学伟
那是在北校区上大一的时候,一次上思想道德修养课。迷迷糊糊地突然听到老师讲:不要小瞧我们山师大,本校有全国文科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学问好,人品也好。当时,她说吴老师年龄的时候,我困意顿失。32岁,我想,这个老师真厉害,而且是一位女教授,如果能让她教就好啦!因为我知道,作为
老师,很少有当着学生的面夸另一位老师,尤其是同一个学校的老师,除非他(她)夸奖的那位老师是一位公认的权威或泰斗级的人物。新课程表下来了,一看,噢,有一门课:中国当代文学50年,也就是当代文学史,后面的任课老师正是吴义勤。我一想,这位女老师的名字挺好,有股阳刚之气。
可气的是第一节课,老师出差了,我们在那儿等了半天,等来的是她(他)的一个研究生来说:吴老师开会,下周再开课。多么失望!于是我便在大脑中设计下周那节课的情形,设计了许多方案,老师怎样自我简介,怎样怎样,看看我的哪套方案能中标?
意料之中又意料之外。那节课使我对自己长期积累的预测推算能力大为失望———走上讲台的是一位脸庞白皙、身材挺拔的男老师:一开口,一口浓重的南方话,而且是江苏普通话;没有长篇大论,关于自己只说了一句话,我叫吴义勤,以后和同学们一同学习这门课。但意料之中,这是我上山师以来听讲最认真、获得信息与知识最多的一节课。正是从这一节课开始,我才觉得我是在上大学,而以前的那些课,我偏激地认为是把乏味的高中课堂增加了容量、减少了课时。
吴老师教了我们两学期,其间有诸多会议,然而仅有的几十几节课,我的课堂笔记记了三大本,厚厚的,认认真真的。以前的笔记本是早已灰飞烟灭,但这三本笔记我认认真真地保存起来,不时拿出来看一下,它在我是一种真正的财富,它拓展了我狭窄的知识面,更把我的花岗石脑袋开了一道缝。更重要的,它是一种记忆,一种对大学生活、大学真正课堂的记忆。吴老师的课人太多,外系的很多人都来听,常常因争位、占位发生矛盾;吴老师的课很静,只因为所有的学生都用心在聆听。
课堂上的吴老师,总是携带物华天宝的一股灵气,向学生娓娓道来的是一份浮华世界里难得的文化宁静,欲望世界里清醒的人文批判,以及知识分子在无奈中的一种思想守望与文化期待。吴老师平实而又有思想解析力的讲解中,我们从他建立的东西优秀文化交融的大语境中去领悟我们文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吴老师也讲德里达、海德格尔,却没有用嘴巴摆放一个供台,而是平易地道出其中精义;吴老师也讲意识形态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却没有那种文化清高孤傲者的不屑一顾,只有一种人文知识分子从内心中升腾起的人文关怀和善良的文化批判;吴老师也讲先锋,乃至下半身文学,却从未传达给讲台下那些渴求的眼睛任何偏执与乖戾,有的只是一种平和的期待、分析与关怀。学而大者,如万顷碧波,即使胸中思涛万千,亦微笑向着蓝天;德而广者,如沧海桑田,纵使风雨如晦,也淡然拥抱着生活。
遗憾的是吴老师只教了我们两个学期,我所能做的,只能是在以后的平凡人世中去怀念,怀念那曾经的纯真的文化解读与文化批判的课堂,也许,这种怀念会了却我未来的许多人生迷惘,并让我在岁月的流淌中始终对人生抱有真诚的守望。
(编辑:健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