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思余

当胡小燕代表高调登场之后，又为何突然消失了？我们可以从人大代表、从人大制度本身去检讨这一现象。但这恐怕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只是关涉一个非常有限的人大结构与功能的问题。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胡小燕的个案折射了整个社会的利益表达机制极度不畅

据媒体报道，农民工全国人大

曾几何时，农民工代表曾经作为学界期待与媒体炒作的对象而占尽了鳌头。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权力机关，也不管是什么样的民意机构，界别利益代表现象始终存在。农民工代表理所当然地要代表农民工阶层的权益。可是，当胡小燕代表高调登场之后，又为何突然消失了？

诚然，我们可以从人大代表、从人大制度本身去检讨这一现象。然而，这恐怕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这还只是关涉一个非常有限的人大结构与功能的问题。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胡小燕的个案折射了我们整个社会的利益表达机制极度不畅的问题。

当下中国的利益表达有一个主要的特质就是：断裂性。其断裂性主要表现在：法理规定的制度与现实运转的规则差距太大、无法吻合。

从规范和理论上来说，我们有相当多可以表达的途径与机制。人大、政协、信访机构、媒体、协会、工会、青年团、妇联组织、网络等等。可是，当我们放眼现实，深入利益表达的现场与个体之时，我们不能不油然而生这样的质疑：这些管道到底能够发挥多少实质性的作用？

如果在信访等机构受挫之后，我们可能还会想到人大理当替我们当家作主。可是，当我们想起人大的时候，往往找不到人大代表，甚至不知道谁是我们的人大代表。当我们踏破铁鞋找到人大代表的时候，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她）们也不一定能够帮我们表达、维护我们的利益。时至今日，好不容易找到类似胡小燕这样就在前不久的人代会上被温总理表扬过“这个代表选得好”、且愿意向社会公布自己的电话和QQ的农民工人大代表，结果也是今天的遭遇：电话关机、QQ加不上、手机铃声成企业广告……其结果是，我们发现我们的申诉步履维艰。在这样的一个断裂性的利益表达机制中。即便我们很欣慰地找到了法理依据，甚至手持相关法规、口含法条理直气壮、振振有词去申诉，我们也未必能够真正表达利益。对于农民工群体来说，尤其如此。因此，我们才会对那种可以直接对话、可以直接申诉、可以直接敞开心扉的组织和个人抱以无比的期待与玫瑰色的幻想。甚而希冀一定要把他们当作救命稻草一样牢牢抓住。公布电话和QQ的胡小燕就扮演了这样的期待性角色。因而，电话被打爆，逼使胡小燕关机成为必然之逻辑。

如果说胡小燕是一次弥补这种断裂性利益表达机制尝试的话，那么，其也就必然只能成为这种断裂性的利益表达机制之下的温柔点缀之一。仅以她个人是无法缝合当前这种断裂性的利益表达机制的。

（编辑：侯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