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
安徽阜阳两法官，买官的事实被受贿者的一审判决书所认定之后，一人得以连任，一人当选；群众虽多次举报，但他们在这个“官位”上坐得稳稳当当，天天在“维护司法公正”。（3月31日《中国青年报》）。
这行贿“买”来的官，充分反映出“官场病”来———他们很明白“官气动力学”，要诀就是
“跑官要官”。这让人想起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吕日周所说的一段话：仅在一定级别干部范围内决定干部升迁，他们就会“跑官”；如果把党内民主测评和群众测评结合起来，那干部就得把“跑官”和“跑民”相结合，只能老老实实地工作。这话的关键词，是“跑官”和“跑民”。
然而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中，既然“跑官”能“得官”，就用不着“跑民要官”了。为何即使被认定是“行贿买官”也不被拿下？因为“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构成了上下利益共同体，惩罚共同体中人，也就是惩罚自己。“跑官要官”在实质上已被“提升”为“跑官护官”。若是“跑民得官”，就没这么安全了，民众能“载舟”亦能“覆舟”，绝不可能保护贪腐之官的。“跑民得官”者，只有凭“一身正气做人，一尘不染做官，一丝不苟做事”。
因“跑官”得到的官位是缺少制约的，所以他能无所畏惧稳坐钓鱼台、放心大胆地“前腐后继”。更麻烦的是，“跑官要官”往往导致官员越来越多，“阜阳全市30多个百姓养活一个官员”，就属于这样的情形。如果“跑民要官”，民众就不可能同意“十羊九牧”。
王胜俊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后，提出“对于违法违纪的法官和工作人员，要坚决查处”。阜阳两“买官院长”，大抵属于“要坚决查处”的情形，可没能查处，可见事后惩戒远不如事前设防；而“跑民要官”就是一道很好的防线，是一种无形的监督，亦即对官员们的最大负责。
（编辑：侯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