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相如
学者余秋雨在《历史的脸谱》一书中说：“中国文化的跑道上，一直在进行着一场致命的追逐：做事的人在追逐事情，不做事的人在追逐着做事的人。”这是一个十分睿智、沉痛和深刻的概括，活现出了中国文化人特别是半个世纪以来的特征。
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虽是军人出身，鏖战疆场几十年，但他却对文化人有过一个极为精辟的议论：“什么叫知识分子？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不以此为生的职业，也就是说，你失去这个职业还能活下去的人。”而这几十年中，我们的文化人恰恰是多数离开了职业就无法生活下去的人，于是文化人为了巩固这个职业，在大于自己的官员面前，奴颜婢膝、谄媚胁肩、羞耻心丢尽；在小于自己职位的人面前，张牙舞爪、颐指气使、不可一世；对自己平肩的人，谣言、中伤、诽谤、告密，“十八般武艺”十分精熟，熟到一定火候，良心也就丢失殆尽了。五十多年来反胡风、反右、反彭德怀、文革、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运动中，有过这种表现的人，历历如在目前，而且从不认错，为自己辩解时还要振振有词，令人瞠目结舌。
英国学者托马斯·富勒说得对：“知识使好人更好，使坏人更坏。”另一个学者塞缪尔·约翰逊则说：“有知识而不正直是可怕的。”余秋雨说得好：“知识不等同于真理，而我们应该热爱真理。”可是有相当一批文化人，热爱的是官位与权位，于是知识越丰富使他变得越坏，想尽一切办法把对手搞下去，自己好升上去；一旦达不到目的，就千方百计暗算、捣鬼有术，倘混进官场，便得意洋洋，然后再费尽心计谋一个更高更大的官位，而文化人应有的责任心、事业心、正义感，都丢得干干净净。这类人就如巴尔扎克所刻画的：“要捞油水又不怕弄脏手，只消事后干净。”
余秋雨说：“希腊哲学家坐在爱琴海海边思考人和爱情的关系，印度哲学家思考人和神的关系，中国哲学家坐在黄河边思考人和人的关系。”其实，研究人与人的关系，说到底就是思考那些人对自己有利，哪些人对自己不利，哪些人必须要踩下去，怎么踩下去，怎么利用这些关系使自己达到利益的最大化。
1812年夏天，贝多芬和歌德在温泉城散步，奥地利皇后和亲王迎面过来，歌德忙摘帽恭立路旁，贝多芬旁若无人地继续走着，并对歌德说，让路的应该是他们，他曾致一位亲王的信中说：“亲王过去有，未来也会有成千上万，可贝多芬只有一个。”像贝多芬这样的一身傲骨，在中国历史上几乎凤毛麟角，在最近五十几年中是要用显微镜来寻找的。
笔者曾在巴黎对埃菲尔铁塔凝目沉思。当年巴黎为世界博览会欲建一个标志性建筑，向社会征求方案时，出现了100多个方案，桥梁工程师埃菲尔设计的高达300米露空铁塔建筑中标，大作家莫泊桑、大仲马等一批名人并不因政府支持而违心地赞成，他们强烈地反对，这说明文化人之间出现争议并不奇怪，但是，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都是公开的，并不在暗中施放冷枪。待到埃菲尔铁塔建成，成了法国的一种标志时，莫泊桑等人并不因为曾经反对过而视而不见、顽固不化，他们到铁塔高层咖啡馆喝咖啡，并居高临下一边欣赏巴黎的美好风光，一边等于公开证明自己当年的反对并不正确，这种光明磊落的态度与历次运动中整人和“文革”中那么多人犯下了打、砸、抢的罪恶而无人敢于公开认错忏悔，是一个显明的对比。
真正的文化人是不屑于蝇营狗苟的。有一个作家在中国文化人中很少见得到：美国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福克纳，居住在南方一个小城，埋头读书写作，甘于寂寞，不赶热闹、不爱虚荣，不要发财，更不会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中钩心斗角，连总统邀请他去白宫赴宴他都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但他在66岁离开人世时，为人类留下18部长篇小说、9部中短篇小说和3部诗集。文化人的这种事业心才是弥足珍贵的。我相信，在中国文化的道路上，不用多久，做事的人在不断追逐事情，追逐做事的人会越来越少，乃至于会绝子断孙的。
（编辑：y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