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

思考之一

改革无禁区

从广东率先启动的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30年的辉煌历程。正是广东人敢于“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勇气，掀起了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历史帷幕。30年，广东有了惊人的进步：经济发展的总体局面令人欣喜，整体社会面貌今非

凝练精神与行为模式

恰当此时，一个汇聚了改革开放既有经验、又提点人们谋划下一步改革蓝图的历史最强音回响在我们的耳畔：改革无禁区。改革无禁区，既是广东人能够在上个世纪80年代茫无头绪的改革处境中为中国改革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凝练精神，又是广东人能够将改革的观念取向与实践方式有效结合起来、从而为中国现代化走出一条崭新道路的行为模式，还是广东人能够一步一步深入改革的纵深地带，逐渐摸索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走出一条综合改革道路的社会氛围。

历史地看，引领了前3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广东改革，就是一个突破禁区的社会变迁过程。这可以从两个剖面上得到印证。

——一个剖面是理论层面上对于禁区的突破。广东改革开放的启动，首先就是突破“文革”的思想禁区，抛弃“文革”后试图维持保守僵化局面的“两个凡是”教条的结果。在打破“文革”僵局的初期，像卓炯那样的经济学家就鲜明提出了商品经济的理念，启动了广东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市场思维。沿循这样的思维习性，广东人突破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政治教条，开创出两条有利于现代化成长的思维道路：一条思维道路就是敢于积极接受国际社会先进思想观念的道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广东人经由香港全面触及现代发达国家的思想观念开始，到当年广东对于市场经济理念的率先接受，再到广东对于单一所有制形式的彻底突破，广东人首先在观念上接受了现代化的基础性理念——市场经济的整体理念。即使在今天，广东人对于市场经济理念接受的普遍程度，也还是其他地区的人们需要学习的。另一条思维道路就是敢于突破既有的政治教条和制度安排，以一种探索性的观念引导的“杀出一条血路来”的精神气质，并以这一精神理念为驱动不断地突破改革的各种禁区。就此而言，“杀出一条血路来”不能简单地视为盲目蛮干，它是在无前人经验借鉴、无现成方案可循的情况下可贵的改革精神品质的体现。

——另一个剖面是实践举措上对于禁区的突破。如果说在教条主义盛行的时代，在理论上敢于突破禁区，思考既有政治教条的局限性，形成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崭新观念是一件极其具有挑战性的事情，那么，在改革实践中敢于突破从中央到地方、从官方到民间已经习以为常的说法与做法，在领导社会实践活动的过程中采取新鲜的进路，那就更是一种由改革精神驱动、反过来又极大地推进改革的惊人之举。恰恰广东在这方面表现出难能可贵的突破禁区的改革勇气。在广东的改革刚刚起步的时候，党内与社会上质疑、拒斥、批判的声浪不绝于耳。只有广东的改革者们在重重压力之下敢于打破禁区的勇气与智慧，才逐渐为人们呈现出一个打破禁区的改革果实。来料加工在这里显现作用、价格改革在这里起步、股份制在这里试验、跨国公司在这里登陆……一切市场经济早期的和近期的做法在这里纷纷进入改革试验场域。与经济上敢于打破禁区相伴随，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广东，又敢于打破政治禁区，开始尝试政治体制改革。广东的政治体制改革萌动和发育，在整体上也都具有率先打破禁区而引导综合、深度改革的积极意义。

广东改革的成就就是敢于打破禁区的结果，也就是对改革无禁区的一个历史呈现。假如广东人在改革之初就畏首畏尾、缩手缩脚，不敢越雷池一步，那么我们将完全无法设想广东改革从哪里入手、广东凭什么收获改革果实、广东因何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示范区。邓小平强调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一促人敢于突破禁区的强大召唤力在此得到突出体现。

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改革之所以只有在打破禁区的情况下才具有收效，是由改革自身的特征所注定了的。改革就是除旧布新、兴利除弊。因此，改革首先需要将既有的一切理念、制度和举措放置到理性审视的平台上，让人们进行质疑、审查、验证和重构。如果一种观念、制度安排和具体举措在思想上彻底失去了怀疑的价值，那它就彻底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一经怀疑的观念、制度与举措，总是会呈现出令人不满而可以改进的地方。这就是改革契机得以显露出来的前提。没有一个看似走过头的打破禁区的怀疑过程，就没有一个打破禁区的改革开放。

其次，改革就是要探索新的制度安排，以便以行之有效的崭新制度替代绩效低下的陈旧制度。而哪些制度适合新的发展需求、哪些制度可以符合中国发展的需要、哪些制度必须是独立创制，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现成东西。为此，从局部到全局不同的制度尝试，就是寻找到真正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制度需要的制度体系的条件。正是当年广东人在计划不只是社会主义的专利、市场也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观念驱动下进行的市场经济实践，才在不断打破计划经济时代的各种经济实践禁区的基础上，逐渐凸显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轮廓。

再次，改革就是对于各种已知和未知的社会行为手段的试错性选择。我们必须打破哪种手段属于哪种思想、哪种制度、哪种文化、哪种社会的政治化思维，才能保有自由选择的广阔空间。一种将思想观念、制度安排与具体举措绝对贯通的观念，是一种僵化的意识形态观念。而一种灵活地配置思想观念、制度安排与具体举措的思路，才足以准确找到最为适合现实需要的社会发展模式。正是因为如此，打破禁区，以一种开放的心态面对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并大胆拿来加以使用，就是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改革因循条件不断推进

人们会认为，改革有限定、改革有禁区，可以保障一个改革的政治共识、形成一个有序的改革局面、保证一个改革的社会氛围、成就一个既定的改革目标。这是一种善良的想象。中国的改革不是简单的社会要素的重新组合，而是从农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进入都市社会、从农民社会进入市民社会、从封闭社会跃迁到开放社会的结构性变迁。这是“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因此，在一个政治上必然要经历从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变、经济上必然要发生从小农经济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文化上必然要遭遇从地区文化向全球文化扩展的震荡过程中，一切基于个人或组织的善良愿望设定的改革，既无法保证这种改革的全民号召力、也无法长期维持改革的基本共识、更无法保障主观期许的改革秩序。改革共识与改革秩序都只能在逐渐打破禁区的进程中，通过改革的不断深入深化才能够呈现出来。

人们还会认为，没有禁区的改革会导致混乱，使改革陷入一种无法控制的状态。这也是一种为改革设立禁区的流行理由。没有禁区的改革不等于没有规则的改革。改革就是要建立适合时代变迁需要的新规则。因此，在改革势必要打破阻碍社会进步的陈规陋习的时候，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为新旧杂陈、方生未死、矛盾丛生、犬牙交错的“混乱”状态，这对于转型社会既是一种政治考验，也是一种心理煎熬。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历过的任何挫折，都与这种担心具有密切的关系。改革当然首先要避免陷入混乱，否则改革就必然丧失它的存在理由。改革要突破新旧冲突的尖锐期，必须依照改革精神的引领，使造成混乱局面的需要改革的问题迅速得到解决，混乱自然就消逝了。假如我们遭遇到新旧交替的艰难时期，就将改革停顿下来，那么我们永远无法摆脱改革阵痛，形成良性的现代秩序。

人们甚至会认为，没有禁区的改革会将我们已经获得的社会发展成就葬送掉，因此必须将改革限定在一个我们的常识、能力和资源可控的范围内，流行一时的“改革就是戴着镣铐跳舞”便是这一主张的鲜明体现。这当然也是一种善良但却同样简单、草率的看法。改革的历史进程是从不间断的。假如我们仅仅只是借助改革来塑造一个严格限定在某一历史段落的成就，我们就难以突破这一历史段落而以新的成就维系既有成就。我们的改革永远都会处在一种以改革的态度对待此前改革的情景之中。虽然我们无法脱出历史限制随意自在地改革，改革必须是因循实践条件采取的有效举措，但改革必须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改革的当下价值和长期意义才会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广东人今天意识到的新一轮解放思想、新一轮巨大发展契机，就是对这种人类处境的自觉。

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新的改革开放、带动新的发展局面、促进和谐社会的建构，必须重提改革无禁区。这既是为改革重新提供政治保障、也是为更为艰巨的深度改革提供宽松环境。胡锦涛总书记号召“继续把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汪洋书记因此发出的“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努力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的倡议，深远意义恰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