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苏宝
该走的不仅应当让它们走,还要进而建立一种弱势行业和劣势企业的退出机制,令其有序转移。如果需要留住的,则要采取一些大的动作,其中最直接的方式,是推动企业形成更多的固定成本和沉淀成本,令其舍不得走
《羊城晚报》关于珠三角企业外迁所作的实地调研颇见深度,至少证实了“外迁”并非大量
,而主要是蔓延着一种“不安”,转移主角是加工贸易企业,而非广泛企业,目前正在经历“转型阵痛”而不是真正在实现转型。
从世界产业的兴衰史,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看,企业在一个地区的进入、容纳和退出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只不过确实是此情此境的当事者难以接受的现实。
笔者在2006年参加过一项关于深圳工业企业调整与退出课题的研究,其结论是,未来5-10年内,在深圳6万余家工业企业中大约有五分之三的企业需要进行调整、转型、整改、搬迁甚至淘汰,其中绝对要退出的企业在5500-7000家左右,加工贸易企业是主体。依据有三条,其一,在深圳33个主要的工业行业中,优势或强势行业只有3个,均势行业17个,弱势行业13个,且强势和均势行业的基础相对脆弱,很可能随时转化为弱势;其二,区内产业一体化主要是纵向的,就是说企业的普遍目标不是促进区域内贸易,而是重新分配生产基地,不是分享本地的市场份额,而是侧重于外向型出口;其三,大多数工业企业,特别是加工贸易企业的固定成本和沉淀成本的投入非常之低,厂商们一般没有在那些与产量多寡无涉却与环境、生态和社会责任相关的成本上投资,甚至不愿意付出在较长的时限内能够创造收益流却不能加以回收的那些投资成本。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企业当然经不起成本高企、人民币升值、国家外经贸政策调整、新劳动合同法颁布、两税合一、环保条件苛严、用地成本提高,原材料涨价、电力紧张、国外订单不足等因素的冲击。更何况加工贸易企业是世界上出了名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天然具有逃逸不利处境与风险的趋利本能。时至今日,还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对之采取的落地生根的措施真正见到了实效。
当年,我们的研究未能公之于众,主要是政府难能接受,怕引起企业震荡和社会不安,因为当下还要靠这些“游牧企业”缴纳税收,维持经济成长和活力以及展示政绩,关键还在于,这个地区尚不真正具备予取予求的转型基础和条件,当然事情远未发展到“大量企业转厂外迁甚至倒闭,部分产业濒临凋零”的转捩点。珠三角的情况应同深圳相仿佛。
政府的立场是应当得到理解的,他们不能够做过犹不及的事情,而要追求一种消长平衡,稳妥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与矛盾,兼顾现实与长远的境界。但是,在一种大的趋势下,正视现实,尊重正确的预判,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措施则是十分必要的。
举例来说,政府不能够也不可能通过妥协和变通维持“旧时月色”,而是应当让广大企业和整个社会具有一种面对环境变化和厉行产业转型的心理准备。商务部研究院梅新育博士说,“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产业转移是个正常现象,这种转移表明珠三角乃至中国的制造业在进步”、“如果十几年过去了,珠三角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还不外迁,那就表明珠三角经济没有进步”。就是说,该走的不仅应当让它们走,还要进而建立一种弱势行业和劣势企业的退出机制,令其有序转移。如果需要留住的,则要采取一些大的动作,其中最直接的方式,是推动企业形成更多的固定成本和沉淀成本,令其舍不得走;间接方式是进一步优化产业配套环境,打造能够形成集聚优势的强势行业;其战略动作是把各类市场做开,使本区域成为紧密联络全国的市场高地,甚至就是全国市场,让企业分享本地市场份额,按市场机制就地利用人才流、资金流和物流,从而能够留住总部,留住税收,可以任其生产基地迁往东西南北。
(编辑:侯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