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庚对市场经济的诠释，浓缩在“时间”和“效率”的概念中，并通过“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响亮地喊了出来。其实，袁庚最初提出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袁庚的助手熊秉权考虑到当时社会的承受能力，提议去掉中间一句，

事实上，袁庚到招商局任职不久，就深切体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是怎样看待时间的。袁庚到招商局做的第一笔生意———以6180万港元购买香港一幢24层大楼，先交定金2000万元。买卖敲定的时间刚好是周五。招商局原想下班前交支票，对方却坚持要下午2时之前交。双方签字交钱，对方3个人匆匆下楼，跳上没有熄火的汽车，直奔银行。

袁庚说：“周六、周日银行不开门，如果不在周五下午3时之前将支票递进银行，就要损失几万元的存款利息。但在招商局，支票在家过夜是常事。我们鄙视市场经济，我们不在乎时间，结果百年老店招商局到我接手时一条船都没有，所有资产加起来才1.3亿元人民币。以船运起家的招商局1950年起义时还有13条船，被称为船王的包玉刚当时才有2条船。28年后，包玉刚已拥有2000万吨的船队。时间就是金钱不无道理。”

有人说，中国走向市场经济是从这句口号开始的。然而，这句口号却一度成了“姓社姓资”争论的火力集中点。袁庚说：“写这标语时，我是准备‘戴帽子’的。”在计划经济思想还牢牢占据人们头脑时，袁庚借用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念，引入社会主义建设，无疑是要胆识和勇气的。这句口号在中国争论时间之长，影响之大，史上罕见。1984年1月，邓小平视察蛇口时肯定了这个口号。后来，这句口号被收藏入中国人民革命博物馆，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座标。

然而，特区“姓社姓资”的争论并没有因此而结束。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次老干部聚餐，突然有人再提：“广东如此发展下去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袁庚举重若轻：“你说这是社会主义呢，老百姓就说社会主义好；你说这是资本主义呢，老百姓就说资本主义好。你想老百姓说什么？”主持聚会的任仲夷哈哈大笑。

冒险试验民主选举

以爱迪生试验白炽灯类比：它留给人们对不足的思索和对未来的希望

同样在蛇口，袁庚的另一项试验———民主选举，却在他离休后戛然而止。

1983年4月24日，蛇口工业区第一届管理委员会成立，取代了原来的建设指挥部。令人兴奋的是，这届管委会是由民主投票产生的。而且规定，管委会两年一届，每届均由民选产生，每年由群众对管委会成员投票，不信任票过半就下台，包括袁庚自己。民主选举设计的程序置所有候选人于众目睽睽之下。比如，群众投票前，候选人要发表施政演说，要回答群众的质询。

袁庚说：“群众监督干部，群众有权选举和罢免干部，这至关重要。我相信可以改变一下干部结构和工作作风。由组织部门提名，上级批准的做法容易滋生干部‘人身依附’的观念。我想做一个不太小的改革，冒一点风险。”

1985年2月28日，《蛇口通讯》发表文章指名道姓批评袁庚。袁庚不仅大为赞赏，还鼓励报纸要登批评文章，特别是批评领导的文章。很快，蛇口的新闻沙龙、“压力”团体纷纷而起，形成了良性的民主氛围。

蛇口的做法引起极大的争议，但选票和监督的力量在袁庚离休前的十多年里作用明显：蛇口工业区的领导干部虽然掌管人事权和数以十亿计的财权，却没有发现过贪污受贿一类的案件。

每一次见到袁庚，记者都有一个极大的疑问，蛇口的民主选举、舆论监督轰轰烈烈十几年，随着袁庚的离休，一夜回到改革前，这十几年的“功课”不是白做了吗？袁庚说：“1878年，爱迪生在门罗帕克实验室里最初点亮的白炽灯只带来8分钟的光明，但是这短暂的8分钟却宣告了质的飞跃，世界因而很快变得一片辉煌。最初那盏古拙的灯泡，它纤弱的灯丝何时烧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真真确确留给人们对不足的思索和对未来的希望。”

一位当年的亲历者说：“蛇口工业区是企业，选举应该是政府班子，而非企业领导。蛇口的选举只是民主的尝试，让大家逐步习惯，明白自己也有真正的发言权，体验决定谁来当领导时也有自己一票。这就是选举的社会意义。”原《蛇口通讯》总编辑韩耀根认为，眼下的中国，毕竟民主选举已经从基层开始了。

袁庚今年92岁，每天都还在背诵他年轻时喜爱的《滕王阁序》，看中央电视台戏剧频道的京剧，那是他当年在北京工作时上的瘾。报纸也是每日必读，他指着自己的脑袋：“不然就傻乎乎了。”望着阳光下他那坦荡荡的灿烂笑容，记者在想：这位老人的思想是“天马”吗？从不会被什么观念羁绊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