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悲情故事的背后,一种公义力量行动:广州司法所律师所“所所联合”第一案
燕姐的前夫李某,在燕姐身患重病时另寻新欢,生下了两个孩子,还公然带到家中……
这些让燕姐内心又疼又恨,她想告李某重婚罪,又怕再次纠缠起那些痛苦的回忆。
她陷入了矛盾……
突患
重病
丈夫温情话未冷,一个女人出现
1993年初,噩运降临在燕姐身上。
因劳累过度,燕姐感到身体不适,出现严重的颤抖和抽搐,经广州白云区一家医院诊断为癫痫。年末,她做了手术,但手术不成功,导致左半身偏瘫、失衡等多方面的身体功能障碍。燕姐从此没有了劳动能力,生活方面也只能部分自理。单位为燕姐办了病退。1997年,燕姐被确定为二级精神残疾。
“刚得病那会儿,我儿子才4岁,李某在深圳某外企工作,每个月都来回两地跑,挺辛苦的。我就跟李某说,咱俩离婚吧。可李某坚决不同意,还说那样就太不仁义了,他不忍心丢下我。”燕姐流着泪说,这几句温情话令她当时很感动,但没过多久,一个打到家里来的电话,令一切生变。“你知道你老公在深圳的情况吗?你快来深圳看看吧。”电话里传来一个陌生女子的声音,说完就挂断了。
丈夫变心
深圳早有新家,生下婚外儿女
种种迹象让燕姐猜疑。慢慢地,李某很少回家看燕姐了,甚至在她面前直言:“我不能一辈子守着个残疾人。”
后来,燕姐知道了实情:李某早已在深圳跟一个安徽籍女子阿玉同居,早在1996年和1998年生下了一女一男;李某还以阿玉的名义在深圳龙岗区买了一套房子安家。
此后,每逢节假日,李某都带着阿玉和两个孩子从深圳到李某父母家,甚至把燕姐和儿子叫去,并当着燕姐的面,跟阿玉以“夫妻”相称,阿玉也公然称李某父母为“爸妈”。就连每年祭祖,李某也带着阿玉娘仨一起回老家,亲戚朋友们都知道李某找了个“小老婆”。
公婆“倒戈”
丈夫提出离婚,唯有依靠年迈母亲
做就做了,李某为什么要当着燕姐的面,上演跟阿玉之间的“夫妻戏”呢?
燕姐说,他是想刺激我,让我“知难而退”,忍无可忍了,好主动提出和他分手。“李某与故旧同学聚会、打球时,让我在一旁看着,他和阿玉有说有笑,好像不断提醒我是残疾人。每一次,我都感觉受到侮辱。”
公公婆婆也开始“倒戈”,一边在燕姐面前数落她“干不了活,一点都没用”,一边当着燕姐的面经常夸阿玉漂亮,说有健康的家人才是幸福的。
这个时候,儿子成了燕姐的精神支柱。“记得儿子上小学,一天突然说,妈妈,我上课时总是掉眼泪。当时我就抱着他哭,他安慰我说,别伤心,我们班上很多同学都是这样。”
从患病起,燕姐就住在母亲家,年迈的母亲成了她唯一的依靠。儿子上了初中后,也跟母亲一起在外婆家居住、读书。
李某只是隔几个月给些生活费,对燕姐的身体、孩子的教育问题不闻不问。
2001年,李某提出离婚,答应给分手费10万元。
成功维权
“第一案”,成功维权获房产
“10万元能干什么?我连房子都没有,难道要我一辈子住在母亲家吗?而且我每个月治病的钱要花3000多元。”燕姐也想了断,但实在无法接受李某的条件。
她查到,李某不是没钱,他在深圳给阿玉买了一套房,在广州给父母买了一套,有两辆车(一辆登记为李某、一辆登记为阿玉),还持有公司经营的股份等等。
接下来的6年里,燕姐在母亲的陪同下,想方设法寻求各种途径维权,却都因案情复杂、跨广深两地、时间较长、难以取证等原因被“搁浅”。而此时,“聪明”的李某已经把财产一一转移,住址和电话全变了,让燕姐维权难上加难。
2007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来到白云区京溪街司法所。听了燕姐倾诉,司法所所长王友很同情,“正巧,我们跟广东信利盛达律师所开展司法所和律师所‘所所联合’,有专业律师定期在司法所‘蹲点’,我请他们分析一下,出些点子。”在司法所长王友和律师所律师罗荣重的热心帮助下,燕姐准备好了相关证据。
去年9月,她在海珠区法院起诉离婚案开庭。经过几番睿智的谈判,罗律师帮燕姐争到一套价值70万元房产。
难解心结
想告他重婚,可是……
李某在离婚时明确提出,不要儿子。
“这么多年,李某对我、孩子、还有我母亲的伤害太深了,一点人情味都没有!”燕姐希望能够通过法律的途径使李某得到应有的惩罚,起诉李某犯重婚罪。
但是,燕姐一直处于矛盾中。她也不想再纠缠痛苦的过去,“我现在想让自己后半辈子过得开开心心”。今年夏天,儿子要高考了。春节的时候,燕姐让儿子给李某打电话拜年,“不管怎样,他毕竟是儿子的爸爸。”燕姐劝导儿子。
只是,李某没有接听儿子的电话,从初一到元宵节,儿子“不情愿”地打了很多次,但一直都无人接听……
本报记者 王晓云 实习生 高静宁
(编辑:日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