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兴

1960年2月3日深夜，一箱来自北京的特效药被及时空投到山西省平陆县，当地六十一个中毒民工因此脱离了生命危险。《中国青年报》记者据此采写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入选多个版本的语文教材，成为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然而，在这“千里急救”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饭锅里的砒霜

1957年，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1959年10月，西起芮城风陵渡、东至平陆县南沟的风南公路开建，三百多个农民被临时抽调，组成张店公路营，负责修筑风南公路张沟段。

就在此时，发生了中毒事件。但在《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这篇特写中，并没有提及民工们为什么会突然中毒。

《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将描写的重点转向了北京方面如何找药、送药。实际上，就在各方力量“千里救急”之时，在平陆，一场针对投毒的侦破工作也同时展开。

2月2日晚上，在医生抢救民工的同时，平陆县公安局局长燕英杰带领十多个公安人员赶到现场。据炊事员反映，当天下午做饭时，民工张德才以舀热水洗脸为由，端着盆子接近过灶房。经过走访调查发现，张德才确实表现反常。以往每次盛饭，他都抢着从锅底捞稠的，可那天只在锅沿盛了一碗稀汤，并推说自己有口疮，让给别人吃。

燕英杰亲任主审，就地突审嫌疑人张德才。张德才很快交待了作案经过：当天下午3点多，他借口进伙房打开水，将两块红信（砒霜）偷偷丢进饭锅。

在档案材料中，张德才被一致定性为“暗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分子”，他的“罪恶历史”包括：曾供职于日伪保安队，阎锡山爱乡团、反共复仇队和保警队情报组，淹死过农会主席，1953年强奸妇女未遂，被判刑6个月。

投毒者

张德才，平陆县张店公社前滩村村民，1929年出生。按照档案中记载的经历推算，张德才应该在16岁之前就参加了“日伪保安队”，在20岁之前就参加了“阎锡山爱乡团”、“反共复仇队”等组织，并且一贯对社会主义社会充满仇恨。而这也正是他要破坏大跃进，对“阶级弟兄们”下毒手的思想根源。

但与张德才同村的刘克武却否认这样“贴标签”的说法。他说，张德才不到10岁就没了双亲，有点调皮。“他就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孩，什么都不懂，人家让他送个信跑个腿啊，叫他干啥他就干啥。”

既然并不是一贯怀有“阶级仇恨”，那么张德才为什么要投毒呢?

张德才在1949年后的经历比较波折。1958年他被太原钢铁厂招聘为工人。可惜好景不长，在随后的肃反运动中，他因“历史问题”被清退，1959年10月来到风南公路工地。刚到工地的张德才，工作勤恳，深受大家喜欢和尊敬，很快被营里安排为三排排长。

当年12月的一个雨雪天，民工们又冷又饿。吃过午饭后，张德才倒下就睡，没听见下午开工的哨子。这一次酣睡成了张德才命运的转折点。当天晚上，他被揪到公路营的辩论会，所有的干部轮番上阵批判。张德才的排长职务被当场免掉。随后，张德才捂着肚子，声称自己生病，没打招呼就回到了前滩村。1960年1月19日，村干部通知，如果不马上回到工地，食堂将停供伙食。次日，张德才忐忑不安地回到张沟，晚饭后，他被指定站在空地中央，又一场批判会开始了。

批判会上，张德才的所作所为，已经不是简简单单怠工偷懒，而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企图破坏……煽动民工要求放假，制造混乱，瓦解军心，企图破坏公路的修筑。”据档案材料记载，张德才事后交代，正是这次辩论使他产生了报复的想法，报复对象是批他最凶的三连副连长仝仁明。

张德才的红信来自一个叫回申娃的人。有一次，张德才发现雪地上有狐狸的脚印，他跟民工回申娃合议，毒死个把狐狸弄张皮子。回申娃回家拿了半斤红信交给他。事发后，回申娃被张德才供出，也被公安机关逮捕。有关档案这样给回申娃定性：地主成份，土改中被批斗，家产被分，从此对党和新社会产生不满与抵触，时时图谋对党和人民进行报复。

但在刘克武的印象中，回申娃憨厚老实，是地主家的养子，耳朵有点背，他被判刑是因为“倒霉”。

惩治“反革命分子”

3月12日，平陆县人民法院在县礼堂公开审理投毒案。礼堂舞台上高悬一条横幅，上书“平陆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反革命投毒案”17个大字。

公诉词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张、回二犯确系一贯反动，仇视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民愤极大，罪恶昭彰。为了保卫人民生命安全，保卫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飞跃发展，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精神，建议法庭对反革命投毒犯张德才、回申娃处以极刑，以清民愤。”

次日，合议庭办公室收到工人、农民、学生、商业职工送来的300多封控诉书。控诉书中，人们对张、回二人设计了22种执行死刑的方式，有枪毙、杀头、割丸、解剖、放天灯、油锅炸、活剥皮、碎尸万段、千刀万剐、抓舌、挖眼、钉在城墙、挂十字路、乱棍打死、吃五脏六腑、鼻子扎钻、两肩吊罐等等。不少人甚至要求政府将张、回二犯交给自己处理。

4月2日，平陆县一万多个群众代表参加了行刑大会。枪声刚落，《人民日报》、《山西日报》等报刊便先后在头版重要位置刊发了长篇社论。一时间，阶级斗争的呼声骤然高涨。

各级党政部门藉此清除了很多“五类分子”。在山西太原，从4月3日起，不到半个月，就从省直及太原市的所有机关、事业单位，各大厂矿剔除了一千多名“五类分子”和“政治上不可靠”的人。

难以计算的是隐性的影响。张德才和回申娃二人被枪毙后不久，前滩村又发生一起牲口中毒事件。后来经过证实，是因为一个饲养员误将六六粉当成水泥，抹牲口槽而致。尽管这个人是贫农、老党员，还是被枪毙了。而另外一个叫回运虎的饲养员，出身地主家庭，恐惧不安，听说有人被枪毙，便跳井自杀了。

波澜过后

在“阶级弟兄”里，有几名本是地主、富农家属成份，他们短暂地享受到了“阶级弟兄”的待遇。但“平陆事件”过后，他们依然没有逃脱厄运。西牛村的赵铁成，回村后参加了“突击队”，表现积极，但因为是地主成份，“文革”中，他和父亲被造反派拉上大街，戴高帽，挂纸牌，游村串巷。地主子弟景五福，当年中毒发生的时候，就生怕自己被公安机关怀疑。文革开始后，他负责看管的柴油被偷，于是他被揪出来批斗。在批斗会的前夜，他把一双鞋端端正正地摆在井边，随后跳下去了。

时任平陆县长的郭逢恒如今回头再去回想自己在“平陆事件”中的种种经历，感慨说，“很多事儿像是闹笑话，但当时就是那样一个时代”。

（编辑：y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