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

这次“两会”开得可真热闹，我说的热闹不仅是有委员代表提出“票价过低致春运票难买论”、“电信无垄断论”或者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应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降低富人税负之类的言论不断出台，更有许多富有“正气感”，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代表委员提出了不少增加新罪名、提高法定刑的提案。譬

照我说，泛罪化、重刑化的思想，古已有之，商鞅以重典治国，但却造成了一个苛政暴政的秦帝国，商鞅本人死于苛政中，秦帝国也是二世而亡，下场可悲。所以，后世的统治者，尽管有心用重刑，还是提出和遵循“乱世用重典”、“刑罚世轻世重”的原则，只是在乱世才会用重刑。我们的委员、代表怎么了，难道是我们当代人的素质降低了，还是认为我们今天真处于乱世当中，非得创设这么多罪名，非得用重刑不可？

有泛罪化、重刑化思维的人，大抵也有道德洁癖，他们根本不懂得“法不责众”的道理。他们只想着某种行为不好，就必须用严刑峻法来制止它，并没有考虑到这种行为这么多人违反背后的社会原因和人性弱点。他们身上的道德感令人敬佩，不过，这种道德诉诸于强制，往往是令人恐怖的。一个行为之所以有许多人实施它，大抵不外乎有其客观生成的社会原因，或者是人性的弱点，或者它不过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道德问题；如果硬是要强行实施严刑峻法，要么是逼迫人走绝路，要么是做道德霸主，要么侵犯人的基本自由，要么是要剪除人性。如“包二奶”，这本是一个道德问题，可以采取道德教化和民事法律手段来处理，何必要将其犯罪化；即使上述手段仍然不能完全解决，但我从来没有看过哪个社会用法律的大棒，剪除了人性的弱点，创造了一个无菌社会!

有泛罪化、重刑化思维和道德洁癖的人,也是从来不会考虑立法与执法、司法成本的人。国家司法资源有限，要将最有限的司法资源用到最需要用的地方，这本是一个最浅显的道理，但道德感过于强的人，头脑一热，根本就不会考虑这些问题。现实中，连有“重婚”行为的人，国家都根本顾不上，基本还是“民不告，官不究”，再将“包二奶”入罪，司法机关忙得过来吗？至于“即使在网上传播一张淫秽照片也应属于犯罪”，我看大概国家对于杀人、抢劫的事情都不用查了，专门来查淫秽照片了，而且国家还得再修建比现在多一千倍的监狱来对付这些传播照片的“罪犯”。还有，对于袭击警察的行为，目前已经有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妨害公务罪等罪名治着，有必要设立“袭警罪”吗？是不是还要设立一个袭击检察官罪、袭击法官罪、袭击领导人罪？如此，立法机关忙得过来吗？当然，你们会说，即使现实中对付不了，也要法律加以规定，有规定摆在那里总更好。不过，也不要忘了，一个法律经常执行不了，成为了摆设，人们对法律的威严和尊重也是会随之下降的。

有泛罪化、重刑化思维和道德洁癖的人，也根本不会考虑法律实施的真正的效果是什么，他们以为严刑峻法之下，一切都会改观，但我要说这不是妄想就是谵语。罪名不是越多越好，刑罚不是越重越有效。二千多年前，老子就说：“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孟德斯鸠也告诉我们：“当国家的力量被用尽时，人们的思想中也适应了严刑峻法，就如同对宽法轻刑也会适应一样。”当人们对于严刑峻法开始麻痹时，也就是法律对于他们失效之时，也是社会走向无序之时。事实上，一个文明、有序的社会，从来都不是严刑峻法造就的，它需要良法之制，需要法律一定的宽容，也需要执法的严明和公正，如贝卡利亚所说：“刑罚的威慑力不在于刑罚的严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老子所说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泛罪化、重刑化更大的危害，在于毒害人们的精神，造就社会的暴虐，以及国家权力的滥用与专断。试想，国家公然主张过分使用暴力，宣扬严刑峻法，民众何以不会“以吏为师”，习得这种暴虐的风气呢？严刑峻法之下，权力必然产生滥用与集权，对于有害于社会的行为可以治之以刑，对于不危害社会仅仅是批评范围之内的行为也可能治之以刑，最终，权力的机器将吞噬包括有道德洁癖、主张泛罪化、重刑化在内的所有人的权利与自由。孟德斯鸠说：“人们所看到的只是立法者的严酷，而国家中却遗留下某种由于这种严酷的做法所导致的弊害；进而使人民的精神世界被毒化，适应专制主义倾向。”

（编辑：日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