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
陪妻住院写成提纲 绕弯子批“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要维护‘文革’路线。”胡福明回忆。他认为,当时的党、国家和民族,已处在一个十分危急的路口,“(未来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坚持‘
文革’路线,还是搞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么人民将陷入苦难深渊,中国真的要万劫不复了;要么改弦易辙,否定‘文革’,平反冤假错案,全面拨乱反正,开拓一条新的道路。”
胡福明理所当然地选择争取第二条路,“批判是我的职责所在,‘两个凡是’是唯心主义,是没有道理的,即使为此坐几天牢也不要紧,历史会为我平反的”。
“两个凡是”是两报一刊的社论主题,很明显就是当时中央的方针,要直接批它,危险性显而易见,也没有一个报刊能公开发表。已是“不惑”之年的胡福明“绕了个弯子”,为“两个凡是”找了一个“替身”,选择当时流行的“天才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谬论作为靶子。
方法上,胡福明也选择了打“语录战”———文章主要论点,都引用马列著作的原文。胡引用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和《实践论》的一段话,来阐明“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主要论点;并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话来说明,他们都是自觉运用实践标准来检验自己理论的———导师都如此,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更不能例外。
到1977年7月上旬,文章的主题、观点、布局已基本形成。正要动手收集研究材料、拟定提纲时,胡福明妻子检查出肿瘤,要住院手术。
晚上,胡福明在医院,高温酷暑,难以入睡,脑子里又记挂着写文章。于是,他借走廊上的灯阅读,挑选语录、资料,蹲着身子在椅子上草拟文章提纲,写出每一部分的论点、语录、论证材料,记下引文的出处等。
就这样,胡福明写得很细,改了又改。瞌睡了,就把三张椅子拼起来睡一会。经过五六天,提纲写成了,妻子也出院了。几经修改,当年8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8000字长文写成。胡福明想起此前光明日报哲学组编辑王强华的约稿,于是9月初将文章寄到了北京。
对照当时严峻的社会背景,文章寄出后,胡福明自感:“此生不得安宁了”。
●发表
一改再改一波三折 请胡耀邦亲自审定
整整四个月,胡福明没有收到关于文章的一点消息。
直至1978年1月19日,胡福明突然收到一封北京的来信,寄信者正是王强华。王在信中说:《实》一文,“已粗粗编了一下,文章提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不要使人有马列主义‘过时’论之感。”
胡福明感觉还有戏,便将文章再次修改后寄出。其后,在当年2月、3月,文章多次修改,诸如“为使文章更具战斗性,适当增加了联系实际部分”等,胡福明都按编辑意思照办。奇怪的是,这篇文章虽经反复修改,但迟迟未予发表。
当年4月,事情起了变化。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高兴,认为放在哲学版发表可惜了,要放到第一版去,作为重要文章发表。“但是,文章还要修改,要加强联系实际,以更有战斗性”。
胡介绍,为了《实》一文,胡福明和杨西光有一次深谈。杨西光说:不久前,他在中央党校学习,学习结束时,胡耀邦同志找到了他,要其到光明日报工作(此前杨是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复旦大学党委书记)。
胡耀邦对杨西光说,北京四大报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是积极揭批“四人帮”、推动拨乱反正的;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是执行“两个凡是”的,“现在要你去光明日报工作,就是要去改变光明日报的面貌,把二比二变成三比一”。
“光明日报要改变面貌,就从这篇文章开始。”杨西光告诉胡福明,“这篇文章,要请胡耀邦同志审定,他站得高。”杨还告知了文章的发表计划:“先由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内部发表,第二天光明日报公开发表。随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
“这时我才知道,围绕真理标准这篇文章,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计划。它已远远超出在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的范围。”胡福明回忆说。
杨西光还给胡福明提了个要求。杨说:“福明同志,我要跟你商量一个问题。这篇文章放在第一版,不以你的名义发表,而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这样可以加重文章的分量。你看行不行?”胡福明爽快地表示:“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