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刚过,一点钟左右,我就读的中学里,喇叭的革命歌曲戛然停止,反复播放一则紧急通知:“全体在校革命小将,立即到校门集中,执行紧急任务”。早就耐不住寂寞的学生们,抄起“架撑”(军训练刺杀的木枪)奔向校门。十多二十辆自行车,每车两名着黄色旧军装的外校学生,在校外等待。据说是东片21中和7中
的红卫兵,不知从哪儿弄来的一面舞狮大鼓,搁在学校饭堂买菜用的三轮脚踏车上,挽起双袖的一个学生“咚、咚、咚……”起劲地擂,擂的是醒狮出场时轻快的鼓点。跟着,一百几十号人的队伍,自校门起沿中山路向西奔去。一个大嗓门在高喊:“非红五类子弟立即离开……”(当时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谓“红五类”),队伍里顿时消失了几十个人。
那时群众生活还比较拮据,很多学生也还打赤脚,而午后沥青路面十分烫脚,队伍愈跑愈快,后面的几辆脚踏三轮车赶上来时,大汗淋漓的学生,纷纷把手中的木枪木棍扔上车去。此时,我看见车上除了那面大鼓外,还有大小铁锤和钢钎一堆……“快冲,去石室,砸天主教堂……”大嗓门又响起来了。骑车的早已前行,我们这批红卫兵上街还是头一遭。看到这群持棍执杖飞奔的队伍,行人都投以诧异的目光。
中山三路、东川路、东华西、文明路、泰康路……飞奔的队伍到达海珠广场时,遥望那石室教堂高耸双尖塔,已笼罩在一片浓烟之中,常年栖身教堂塔顶的那群野鸽被惊得群飞乱窜。骑车先期抵达的学生,早已点燃了几个火堆,围观的人群纷纷闪向两旁,正中那两扇五吨重的厚实大铁门依然紧闭着,队伍从左侧门冲进去,大鼓又擂响了,这回是冲锋的鼓点。门口派个站岗的———手持大刀的穿军装男红卫兵,大刀是开了刃的,并非平时锻炼身体的武术器械,这是首次见到的武器。
冲砸教堂的浪潮始于北京红卫兵,消息传来,其它城市就跟着干了。不知是真是假,都说头天在北京王府井教堂和西什库教堂,著名的“东堂”和“西堂”,红卫兵破四旧,搜出了枪支武器和电台,还发现了秘密地道。北京方面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带把大刀是对付“反动神甫”的。
“非红五类的不许进!”守门的持刀者又连声大吼。我犹豫起来,因为父母是教师,我并非“红五类”,未容细想,后面唯恐落后的人潮水般涌来,一咕噜把我推进教堂大院。大院燃起的三堆大火,正面两处,侧面一处,烈焰吞噬着不断从教堂和神甫宿舍搬出来的书籍,衣物,宗教器皿和画册,大墙五颜六色的有各种图案的玻璃窗,被砸得稀里哗啦,破碎一地。其实,这些是当年法国人把拿破仑时代造的彩色玻璃运来建造的,玻璃颜色鲜艳,透明度高,至今我们还没有水平造出这类玻璃。门前的喷水兽头已被砸破一角。当年建筑石室时,中国工人为了加进“中国特色”,把喷水的兽改成张口的狮子,如今也遭到“屠戮”。几个人顺着楼梯登上二楼唱诗台,把那台巨大名贵的教堂脚风琴推倒,再完全砸坏,撒满一地闪光的金属薄片和零乱的琴弦(这架富丽堂皇的乐器,若留至今日,演奏起弥撒曲,该是多么宏大和优美)。说实在,石室教堂内的设施,无论石柱或木扶手都很坚硬,连墙上的精美挂画都是铁制的。如果不是策划者事前想到带来的铁锤和铁钎,光凭木棒几根,恐怕连大门也休想撬开。抡大锤的是几个大个子“捞仔”(粤语:北方人),几人合力把大厅中平时只允许主教涉足的石砌教坛砸倒,露出一个洞口,有人惊呼“有地道”。大家立即围上前,细看之下,不过是个一米多空荡荡大坑,围拢的人群失望地散开了。我是赤脚大仙,当然小心翼翼地进大厅,怕被满地彩色玻璃碎块划破脚板,又得提防不时从室外飞来,砸碎窗玻璃后“乒乓”有声,呼啸落地的石块,也有人由里朝外扔石块砸窗玻璃的。忽然,外头传来一声惊呼:“里面的别扔啦,有人穿头流血啦!”教堂大厅尽头,是一条长二十多米的半圆回廊,沿内壁个挨个地列放了七八个两米多高的橡木大立柜,一米多长的许多抽屉被拉出,翻倒在地,都是蜡烛、刀叉餐具、药棉、绷带、烛台等杂物,也许是教堂救济或赈灾备用的,数量很多,满地狼藉任人践踏。墙根一处放着几坨或白或黄的圆柱形的东西,晶莹透亮,有人说是奶酪,以指甲刮下些许舔试,“妈的,上当啦!”原来是大蜡块,扛起就朝火堆抛去,火苗蹿起四五米高。
一个满盛木糠的木箱里,卧置着几瓶特大号的墨绿玻璃樽洋酒。我顺手拿起,很沉,足有四五斤,刚看了一眼上面几句洋文,冷不防被旁边一人伸手夺去,重摔落地,“洋玩意儿,砸碎得了!”酒瓶落地竟然没碎,咕噜噜滚到了墙根一角。那家伙捡起来再砸,依然纹丝不动,最后动用了18磅大锤,搁在石板地上,拦腰一锤,酒汁连同玻璃飞溅,那法国洋酒的独特芳香顿时弥漫了整个大厅……许多年后,有行家告诉我,凡是陈年名牌洋酒,鬼佬都有酒樽落地不碎的保险设计,需用18磅大锤才砸碎,真是闻所未闻。
石室教堂内驻有政府宗教事务办的工作人员,一男一女,在此关键时刻并未放弃职守。此时,他们现身亮相,对红卫兵的一些过激抄砸行为作了劝阻,“石室是政府文物保护单位,不属于‘四旧’的,请大家手下留情。我们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这里长期是‘国中之国’,从不挂国旗。”她强调的是宗教场所的独立性和特殊性。
听起来有理,疯狂的抄砸渐渐降温了,并变得有所选择。本来有几人要沿旋梯上塔,砸烂那面正中央的大洋钟和那四具法国七音钟的,认为还可留下给市民报时,随之作罢。工作人员顺势在梯口加了大铁锁,还拉上一个女红卫兵持木枪把守。
寻找武器和地道,一直是那天抄砸石室的重要目标之一,红卫兵三番四次威逼那几个神职人员带路找寻。其中一个诚恐诚惶说“有”,愿意领路。从后门出去,转入内街,附近一带很大一片区域仍属石室领地,三弯四拐,到前方一栋破旧洋房,他说,“里面有地下室。”墙脚与街面连接处,一截气窗露出地面,不过是欧洲常见的储物的地下室,红卫兵又失望地转头作罢。临末,主教被押到大门石阶拱门之下,披上大红法袍跪在大火前。门外的市民翘首围观,距离较远未看清楚,遂成后来红卫兵、造反派小报渲染的“石室搜出藏匿外国人”之说。
尽管那时年少不懂事,参与了这场破坏石室的活动,实在是人生的一种遗憾。如今,每当经过经政府拨款修缮的高昂的石室,都会对它行注目礼,内心暗暗说一句:对不起!
(编辑:侯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