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继联

2006年12月，我曾在《羊城晚报》花地版读过李前先生写的一篇“寻访饶阶巴桑”的文章。读后，一度难以平静。文章勾起了我对饶阶巴桑的一些美好的、令人兴奋的回忆。饶阶巴桑不只是我学生时代心仪已久的“诗人明星”，在以后的岁月里我还与他有过一段不寻常的交往，并与他一起工作和生活过哩！

我是1962年

入伍前我就非常喜欢文学，读过很多文学作品和书籍，特别对诗情有独钟。饶阶巴桑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一些诗作，成了我常寻读的作品，他最早出版的《草原集》是我保存至今的一本诗集。

正因为自己非常喜欢诗，在读中学时亦曾试写出一些诗歌作品发表在当地的报章、杂志上。我清楚地记得1961年11月我写了一首《小船远了……》的小诗，以“郭为民”的笔名投寄给了《羊城晚报》副刊，没想到竟然被《羊城晚报》刊用了。从军后，爱诗、写诗、读诗的热情不减，每每在军训中，我身上除揣着训练喊话密码本外，就是不忘再揣上笔和笔记本，只要有空闲时间，就练习写诗，不久就积累了厚厚的一本“诗集”，每每在野营拉练或平时训练中，便选一些与军训有关的诗投给团指挥机关刻印的《野营训练》快报，平时亦不忘给地方上出版的小报投稿。

因本人喜欢写、喜欢投稿，“郭为民”这个名在军营和地方上为不少人所知晓。有一天团宣传股长（后来的团政委）顾文美同志找到我说：“小郭同志，我们都看到了你以郭为民发表的一些诗歌，我感到写得不错。我虽然不懂诗，但我有一位战友在师部工作，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战士诗人饶阶巴桑。”“呵！其名如雷贯耳。”我惊奇地回答到：“饶阶巴桑？！他是我们师的？”顾股长笑语：“对，你如果想成为一名战士诗人，我可以请他来帮帮你，把你所写的作品交给他评改评改，提提意见，指导指导，你看好不好？”我当即答应了。

1963年4月上旬，我即将平时在军队生活中写的一些我认为还可以的诗进行了整理，最后选了30首，然后誊写在一个湖绿色的牛皮草笔记本上交给了顾股长。大约过了十多天时间，顾股长拿着我熟悉的湖绿色牛皮草笔记本，笑盈盈地对我说：“小郭同志，你的大作巴桑同志全部看了，并作了批改。他讲你的诗有些写得不错，具体情况，你仔细地阅读一下他批改时写下的内容吧。”此刻，我捧着湖绿色的牛皮草笔记本，心只是怦怦地跳，过了好一阵子才醒过神来，当即就在部队操场边的水泥墩上翻读了起来。从熟练的字迹上看，饶阶巴桑同志批改得相当认真、细致，评阅诗亦相当全面、深刻。他指出了哪些作品写得一般化；哪些作品太概念化；哪些写得可以；哪些写得最好，并指出了差在什么地方，好又在何处？真谓句句入理、字字含意，一字千钧。如他对一般化的诗篇后批改道：“歌颂雷锋同志的几首，虽有感情跳跃，但缺乏进一步发掘意义，因此流于表面叙述；对感觉的事情没有选择，对选择的内容没有提炼，就事论事，轻率地对待了描写的对象。”而他认为写得有一定深度、令他满意的诗时，他总是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并立即写出了不乏真知灼见的金玉之言：“应该说这一首写得最好，避免了在其他诗中浮泛不实的夸张，平淡无奇的比喻，落于俗套的结构等。”我读着他那切中肯綮、超风入圣、闪烁着哲理之光的批改之语，如浴春风，似饮甘露，深感诗的神灵降临的温馨。

返回宿舍后，我即把巴桑同志认为写得好的诗作选了两首，抄正后投寄给了《云南日报》副刊部，实在没有想到，不到一个月，《班长和山茶花》、《攀》两首诗竟被刊载出来了。“高！实在是高。”我脱口说出一句流行话。真是慧眼识真金，巧手玉汝成，巴桑同志的诗才、诗艺、诗技、诗理果然不凡，凡经他批改的诗，只要他认为是好的诗，送到报刊社一般都会被刊用。所以，你不得不佩服这位诗才横溢、建树卓著、享誉四方的藏族诗人的诗技的高超、卓尔不凡！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之间我已在部中生活了一年多时间了。正当我在战士的生涯中不断锻炼成长之时，中央军委辖下的各军事院校，公开在地方和军队中招考大中专学生，本人深感知识的不足，文化短缺，迫切需要提高，于是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我参加了高考，由于自己平时没有忘记复习高中课程，参考后竟然考上了，成了一名光荣的外国语院校的学员。

入学后的1964年，因功课多、学习任务重，写诗之事只能偶尔为之。在学习进入第三个年头的1966年5月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久地方上武斗开始出现，部队院校虽有严格的纪律约束，但依然有少数学员违规介入地方参加“大四”，进行串联。这时中央军委又发出了新决定：军队院校的所有学员提前毕业分配，原则是何部队考入的，再回到原部队工作。我理所当然地回到了当年团队。在参加了一年的农场的劳动锻炼后，回到了当年所在的团，被师部任命为该师的“翻译官”。

说来也巧，不久我被调往师政治部工作，正好和饶阶巴桑同志在一个楼内上班。他这时已是秘书科副科长，而我则在宣传科当干事；他管的是政治部的行政事务，我从事宣传报道工作。我们虽然都在一个政治部食堂就餐，因他有家属，常把饭菜打回去同家人一起吃饭。所以，我和巴桑同志虽在一起工作，因为当时处于“文革”时期，彼此间交往和交谈不多，每次在一起学习或见面也只是相互点点头、笑一笑而已，有时政治部组织干部到生产基地劳动，往往由巴桑同志带队。在劳动中，大家一般只是埋头干活，有时说说话，也都是些生活琐事，很少谈及文学、文艺方面的事，更遑论什么谈诗了。写诗、谈诗已经不可能，饶阶巴桑显得很沉默、寡言，师里领导看到一时很难再发挥这位天才诗人的作用，便利用他是藏族的优势，派他到西藏地区为师制药厂采购麝香，据说他在此行当干得还不错哩。

1979年末，我从部队转业到了广州。在离开部队时，政治部的领导和干部都出来送行，作为师政治部秘书科副科长的饶阶巴桑没有出现在送行的队伍中，后来我才知道，他已在我们离队前调到昆明军队文化部搞创作去了。我到广州工作后，曾给他去过电话，皆因当时他工作忙，经常外出，没能联系上；我也因刚到新的岗位、工作多，就再没有沟通了。我们的联系虽然中断，但巴桑同志给我的教诲与指导内容，却总萦绕在心间……

（编辑：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