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琪

两会期间，广东团等代表团的代表和委员纷纷抨击“政府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审批化”，若干部委事无巨细地将审批缰绳越拽越紧，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位居中央的权力阶层。高度集权之下地方没有真正自主权，为了抢得先机和许可，首都天然地成为各省市官员专家“跑部钱进”的唯一去处，由此滋生了大规模

无可避讳，上京的市长书记们也是代表家乡百姓的“父母官”，这些官员生活在当地城市里，对当地社会民生有切肤之感。地方人最懂地方事，无论土地资源、水电油气、地铁港口，还是大学城、高新区,都会有正常需求，这些需求对应于各种必要的公共产品。此外，服务型政府还要求各部门服务外商也要服务市民，要求行政风气和办事程序逐步改善。加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团体和媒体的压力，公共事务走向服务型，社会参与和听证的途径不断扩大。

与各地政府与民众的互动成长不合拍的是，许多部委仍俨然是省长市长们的“父母官”，是需要侍奉的神明。部委们号称为人民服务，但这人民不过是个统计数字的概念。作为每个行业的高层掌权者，各大部委每天面对的并非一个个市民而是一大群市长省长，后者作为被制约的一方，哪怕正常审批都要被拖延，更无权在桌面上谈判争利了。在单一的管治思维下，部委无暇理会城轨早建一年对百万民众的意义，也无从体察水库电厂项目对百姓的急迫。

随着经济生活自由度越来越高，政府干预市场运行也未必总能纠正市场失灵，更何况高高在上，管理半径触不到基层的集权模式。政治制度是经济过程的内生变量，改革政治体制，完善政府干预行为，必须确立好中央集权干预的范围内容和方式。由微观干预回归到宏观调控，让盲目指令彻底退场，让人大监督进场，有关部委才可能转到高层次服务型政府的方向来。否则动不动就给自己评90分的部委，高昂的头是永远看不到劳苦大众的。

（编辑：侯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