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苏宝
发改委是我们政府肌体中的掌舵型组织，它要拟订经济社会的发展政策和体制改革政策，要跨越部门的分界线去进行宏观指导、调控、总量平衡和业绩评估，在宏观意义上，其他部门相对于它来说，皆为执行机构和专业管理部门，即使是拟订财政政策的财政部和拟订货币政策的央行也无一例外。但它不能越俎
代庖，而是要扮演一个领导者和催化剂的角色。
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公布以来，国家发改委成为众所攻讦的对象，或谓其职能乖错，或忌其位高权重，更有怨怒者恨不能一撤了之。笔者认为，发改委的问题是职能定位和理顺职能问题，这个“庙”可撤不得。
自从1982年以来，随着“两会”换届，国务院进行过五轮政府机构改革。几乎每一轮都以裁减机构、冗员，降低行政成本为基本要求。但从结果看，始终没有逸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例如部委加上直属机构、办事机构、事业单位和部属管理局的数量，一直没有缩减至70以下的区间，公务员队伍在举世无双地增加，行政成本也没有降下来。人们往往将这种情况同发达国家相比较，从而得出改革成效甚微、问题积重难返的结论。而这样的比较其实并无参照价值，因为中国人口众多，而构成经济肌体的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机构、公务员同人口之比不仅不高，其管理幅度还远过于发达国家。由于国情别样，所以在中国特殊的发展阶段内，减少多少部门、机构和公务员的现实意义并不大，而重要的是根据我们的发展实际对政府机构进行正确的职能定位，做到权责清晰、部门与部门间协调通畅。
应该说，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还是卓有成效的，例如提升宏观调控能力和行政管理效率的目标越来越明确，从1998年开始，还加进了转变政府职能、牵动政治体制改革等深层次内涵。对于本轮改革，中央考虑的重点显然是：不是进行简单的机构撤并，而是重在与政府职能的转型相结合，以改革为契机，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这个词的词根来自希腊文，意思是“操舵”。就是说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掌舵是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把握方向，划桨是专业管理和直接提供服务。在本质上，政府并不擅长于划桨，除非高层管理和具体管理处于混沌状态，掌舵和划桨才会交相运作。所以在政府职能的演进嬗变历程中，始终在进行一种分离运动，即在归并和提升宏观管理等掌舵职能的同时，将专业性微观管理和具体干预等划桨职能剥离到低层级的机构或社会和市场中去。我国政府机构历经改革所体现的轨迹恰恰是由专业管理一步步向综合管理体制转变。
此外，在政府机构的构成中，也存有相对意义上的掌舵与划桨、综合管理与专业管理的界别和层次之分。掌舵者位高权重，划桨者具体而微，皆属势所必然，否则，国家这支巨轮是行不了路的。发改委是典型的综合管理部门和宏观调控机构，其职能是专业部门无法取代的，撤销它，单由总理一人来“掌舵”，行吗？！
改革开放以来，发改委的职能不断在归并和剥离，例如2003年将改革职能不失为必要地并入，本轮改革又将能源管理职能归纳进来；另一方面，它又一直在剥离具体管理和专业管理的职能，只不过在今次被列为改革内容的首位和对转变职能提出了突出的要求而高调剥离，这都是正常的内在运动。所以，发改委的问题并不在于当下的职能有无、多少、粗细、简繁，因为只要归并与剥离在持续，最终会归于合理。
在笔者看来，发改委是我们政府肌体中的掌舵型组织，它要拟订经济社会的发展政策和体制改革政策，要跨越部门的分界线去进行宏观指导、调控、总量平衡和业绩评估，在宏观意义上，其他部门相对于它来说，皆为执行机构和专业管理部门，即使是拟订财政政策的财政部和拟订货币政策的央行也无一例外。但它不能越俎代庖，而是要扮演一个领导者和催化剂的角色。按照这个定位，发改委应当具备的最重要的能力是决策能力。然而我们常常看到的是，发改委的决策功能并不显著，许多决策是被形势所迫所驱使在匆忙的情况下作出的，有些根本算不上决策，有的甚至是错误的决策。
所以，缺乏一个名正言顺的高端定位，或者说职能定位的高度不够以及决策能力不足，才是国家发改委真正的问题所在。我们的任务是修理这个“庙”而不是撤掉它。
（编辑：侯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