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远清
吴江先生在《向舒芜先生再进言》（载《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10月26日）是一篇宣扬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的好文章，但称穆时英为文化汉奸，这实在是冤哉枉也！
在1973年10月香港出版的《掌故》月刊上，曾登过一篇题为《邻笛山阳———悼念一位30年代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先生》的文章。作者稽康裔，浙江湖州
人，为陈立夫的亲戚。当时他代表国民党亲自安排穆时英回南京，表面上任汪伪国民党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处长，暗中为重庆刺探日方情报，所以当他听到穆时英遇刺被害时大吃一惊：“我怔住了，不觉黯然久之。死了，我无法补救，我只能就摆脱他的汉奸罪名上想法子。但是，人家已经邀了功，我们又如何去补救？他是成为双重特务制下的牺牲者了。”这里讲的“双重特务制”，系指国民党特务系统中的中统局与军统局。刺死穆时英为戴笠任局长的军统特务所为，而派穆时英打入敌伪内部者为中统系统。在中统派失势的情况下，穆时英一案无法翻过来，以致他长期含冤地下。
香港的司马长风（1920-1980）是著名的新文学史家。他的文学史观很独特，认为“文学史是沉冤录”。且不说大陆地区出版的各种现代文学史把穆时英、叶灵凤打成“汉奸文人”，把胡风视为“反革命”，把冯雪峰当作“右派”，就以台湾刘心皇所著的《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台湾成文出版社1980年5月20日版）为例，作者把凡留在沦陷区或在敌伪报刊上发表过作品的作家均一律视为“落水文人”，仅上海地区被打成附逆文人的爱国作家或政治态度暧昧者就有一长串名单：柯灵、关露、刘慕清、袁殊、恽逸群、丘韵铎、包天笑、周瘦鹃、张爱玲……
而文学史家的任务，是把被别人遗忘或得到极不公正待遇的作家发掘出来、或将像刘心皇那样忠奸不分的糊涂史家所制造的错案纠正过来。
司马氏纠正了穆时英这一冤案，并郑重其事写在其1978年12月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下册第25章《战时战后的文坛》中。拙著《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便吸取了司马氏这一研究成果，把司马长风的“沉冤录”的文学史观（包括为穆时英翻案）写进该书。
在抗战中打入敌伪内部的作家，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派遣进去的，大都没有受到公正的待遇乃至作出极为错误的处置。共产党派进去的潘汉年、袁殊、关露等人，无一例外被怀疑为“汉奸”投进监狱，不少人去世多年后才平反。国民党派进去的穆时英则更惨，当年就成了冤鬼。这种冤假错案，再不能错下去了。除了周作人、胡兰成等极少数人的案不能翻也翻不了外，再也不能乱抛“文化汉奸”的帽子了！
（编辑：日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