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永新 走走

程永新

中国作家为什么容易速朽？

走走：当代的中国作家从世界文学中汲取了很多养分，学到很多写作技巧，上世纪八十年代知名的

程永新：我们处于弱势，人家西方处于强势，在西方，肯定是没有那么多人读中国小说。另外一点，在我们这么一个国家里，这一百年来，“五四”时期是有过一段辉煌的，而这二三十年来也有过另外一个辉煌，产生过好作家好作品，也有很多作品被翻译到西方，其实西方的汉学家很热衷于翻译中国作家的小说，莫言的，余华的，苏童的，还有其他很多作家的作品。一方面弱势的文化不可能影响西方主流的文化，另一方面，中国作家为什么容易速朽？我们未来的路是好是坏为什么无法知道？其实还是跟我们前面谈到的这个多元的、取消价值标准的社会有关，我们的作家、评论家，跟整个文化界都面临同样的大问题———我们几乎没有传统。从文言文到白话文，根已经断裂了，影响我们几千年的源远流长的老庄、儒家文化、诗词戏曲，它们都是在那样一个背景下产生出的，断裂后没有背景，没有文化支撑，过去的东西全不要了……

走走：也没有办法要，因为那个载体，那样一种语言死了。

程永新：对，又没有办法去创造新的东西。这种缺乏创造性跟东方民族有关系，我们没有宏大的宗教背景、哲学背景，正像汉学家顾彬说的是“二锅头”，移植过来的，这样一来后面面临的问题就比较大了。其实不仅涉及到文学，还涉及到各艺术门类。

知识分子才是弱势群体

程永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作家集中了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一次喷发，积累了很多成果，应该有连续性，应该对创作发生影响，但现在是大倒退，全部“贴着地面行走”，在这一旗号下只有一种写作方法。全部都去写民工，因为民工是弱势群体，北村早期的小说，写知识分子的小说没人关注，后来他写弱势群体，因为他符合这个潮流，就引起了社会关注。其实民工进城，他们自食其力改造城市，他们很有尊严，知识分子才是弱势群体。他们没有为社会提供什么东西，全都是缺席，让出自己的阵地，对精神创造集体失语失声，这是很大的遗憾，这导致了最弱的就是知识分子。西方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不仅是在文化上，在各方面都保持一种独立的判断、坚持，而我们都没有，所以价值标准非常混乱。我举个例子，《王蒙自传》里，他一开头就写，中学期间他不喜欢一个同学，那个人可能也不怎么样，他就去告密，打小报告，于是那个人受到了惩罚，文章里写这种洋洋得意的情绪，为他的告密行为而沾沾自喜，独独没有忏悔，我没看完就把那张连载《王蒙自传》的报纸扔进垃圾箱了，我终于知道为什么长久以来我不喜欢王蒙的原因了，我们的观念、价值观完全不一样，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也。

在我的长篇小说《穿旗袍的姨妈》里，有这样一个细节，“我”因为同桌的告密，十年没有跟她说一句话。这也是我生活中的标准，不当告密者，我可以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不能因为你是一个和我过不去的人我就去告密。我宁可喜欢王朔这种做派，他做过错事他讲出来，他会反省，哪怕他批判自己批判别人，都可以。

走走：写民工生活的作家基本都没有过过民工生活，是借助影视、新闻经验写出来的，根本没有真正观察过，所以很多都是一种模式，比如都用些脏字来显示民工受教育程度的低下，都会写到性的原始冲动，好像只有他们无性不欢。

程永新：全部去写民工，肯定会出问题的。我们精神方面是最缺乏的，不是民工小说，不是农村题材的小说，我们当下的问题是没有知识分子小说，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小说，没人写城市巨变对城市人的心理影响、文化背景冲突以及信仰伦理等问题，那么重要的问题都没有表现。其实中国整个文化形态，从不缺少“贴着地面行走”的东西，恰恰缺少飞翔的、想象的东西。我们的当下诗歌、小说，贫乏的还是精神的丰富性。我们有一批优秀的批评家，蔡翔、陈思和、南帆、王鸿生等，其实我很关注他们在做什么，想什么。我们现在缺乏文化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和操守，还有八十年代像李陀、朱伟这样能够奉献的精英人物，他们对文学而言，就像“足球场上的中场发动机”。此外，批评家应是文学的良心，既深入文本的研究，又有理论高度，对未来的精神生活有前瞻性的指导和引领，这样的工作没有人做，也许是不愿意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