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南昌起义时，我军就有了最早的军事指挥机关———军事参谋团
熊光楷／著
而吕黎平就是经历了长征全程的一位老红军。他1931年2月在家乡加入共青团，1932年5月入工农红军学校学习，同年7月转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任红军学校政治部青年干事，校部机要秘书。1933年任中革军委总司
令部第一局作战参谋，参加了第三、四、五次反“围剿”战争。1934年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副科长。在此期间，吕黎平亲身参与了红军总部从1932年5月至1935年9月的主要参谋工作，可以说是我军参谋工作的一位先驱。
但《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记述的不仅仅是吕黎平的个人经历。通读全书之后，我发现，这本书首先是一部珍贵的历史著作，一部严谨的学术研究著作，因为吕黎平的视野没有局限于他在红军总部工作期间经历的人和事，而是从南昌起义开辟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开始，一直写到抗战前夕、“西安事变”后的红军总司令部。可以说，这本书是对红军时期我军参谋工作的全面、深入的研究、分析和总结。
根据吕黎平书中记载，早在南昌起义时，我军就有了最早的军事指挥机关———军事参谋团，此后经过井冈山时期及历次反围剿战争，红一方面军的司令部机构不断完善。1933年5月，叶剑英受命组建中革军委总司令部，将之划分为6个职能局，从而开创了具有红军特色的参谋工作。长征期间，总司令部的机构虽然有所精简，但基本上仍然保留了主要职能部门，直到后来组建八路军指挥机关。“建国以后我军的总参谋部，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充实和发展起来的。”吕黎平写道。
吕黎平自1932年5月参加红军后，先后在叶剑英、刘伯承、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徐向前等我军第一代领导人身边工作，与中央红军的参谋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但他在阅读军史、战史时，却发现很少有专门研究红军参谋工作的著作。于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他陆续拜访了叶剑英、萧克、伍修权、康克清等老首长，并同一些老同志交换意见，共同回顾和探讨了红一、红四方面军的一些战斗历程和参谋工作的具体情况。从80年代中期开始，他又陆续重返当年红军战斗过的南昌、井冈山、古田、瑞金、遵义等地，实地考察了红一、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的一些情况。以这些历史过程为线索，结合个人的思考与回忆，吕黎平写出了这本《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
这本书激起我强烈的阅读热情。一方面因为我从军校毕业后一直在总参谋部工作，所以我对雏形时期的总参谋部的来龙去脉抱有很大兴趣；另一方面，这本书的出版及再版工作实际上还有我的一份努力，我曾为这本书的出版进行呼吁，并曾商请时任副总长的李景同志予以支持。
1935年9月，长征途中的毛泽东率领一部分红军率先北上，而吕黎平仍然留在司令部，后来成了西路军总指挥部的情报科科长。西路军失败后，他在祁连山打了一阵游击，后被中央接到新疆，入新疆航空队学飞行，成为我党培养的第一代飞行员。1942年9月，他和其他在新疆的党员被盛世才集体逮捕入狱。1946年6月被党中央营救获释，随后回到延安。此后，他一直从事与空军有关的工作，担任过航校校长，空一军军长等，直到后来在沈阳空军副司令员、顾问的职务上离休。
（编辑：健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