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教授分析西晋和北宋的不同结局，认为宋朝制度有利于政权统治

文/本报记者　邓琼　实习生　陈韵诗

图/本报记者　阙道华

嘉宾简介：

葛剑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现任复旦大学

他注重历史地理的考察，曾参加中国第17次南极考察队，涉及七大洲和国内各省区，著有《走近太阳：阿里考察记》《剑桥札记》《千年之交在天地之极：葛剑雄南极日记》《走非洲》等。

“阿拉伯人可以讲一千零一夜的故事，我就能讲一千零二夜。”———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先生走进“名家讲谈”，来了这样一个引人入胜的开头。

这位温文尔雅却又敢于直言的教授，选择了一个非常专业的题目：《从“八王之乱”与“杯酒释兵权”看制度与社会治乱》；但在接受现场观众提问和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时，却痛快淋漓地就许多现实问题发表了自己独树一帜的观点，无时不在透过历史为现实折射出另类的智慧和谨慎的乐观。

■现场内容

葛剑雄的关注点在西晋和北宋这两个大乱后建立的王朝。他说，西晋出现在从东汉末年到三国期间的大规模战争动乱之后，东汉末年经历了农民战争、军阀割据，此后分裂为三个不同政权，最终由西晋灭吴结束。而北宋继承的后周，是五代期间五个短命朝代之一，自唐朝末年起也是战乱不绝，一二十个割据政权先后建立，变幻无常，北宋建立时分裂尚未结束，得由宋朝一一解决。

但葛剑雄发现，这两个朝代的结局却迥然不同。西晋建立不久就发生“八王之乱”，十多年的战乱使西晋元气丧尽，随之覆灭。而北宋却一举结束自唐末五代以来的分裂，从此安定，甚至直到南宋期间，国内基本未发生内乱，连规模稍大的民众暴动也未出现。

他认为，这样的结局或许有一定偶然性，其中不乏个人的原因。如西晋的第二位皇帝司马衷是个白痴，而皇后贾南风却是喜欢弄权的悍妇。北宋则兄终弟及，在赵匡胤死后由其弟赵光义继位。但根本的原因还是制度，西晋的制度为“八王之乱”提供了条件，赵匡胤却通过“杯酒释兵权”等措施，建立了一套维护政权稳定的制度。

他进而指出，西晋制度的致命伤在于，在宗室势力本来就已异常强大的情况下，不仅实行分封，而且容许宗室王拥有军队、执掌兵权。而北宋不仅通过“杯酒释兵权”戏剧性地解除了所有将领的兵权，更主要的是制定并实施了一整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由朝廷直接控制军队，取消了将领的兵权，削弱地方政府的权力，并通过不同行政机构的功能使之相互牵制。

因此，尽管宋朝的制度在御外方面先天不足，最终为外敌所灭，但维持了数百年的内部稳定。宋朝的基本政策为后世袭用，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

■现场问答

羊城晚报：得民心者得天下，但历史上朝代的没落是否都因为他们失去了民心呢？

葛剑雄：历史多情而又残酷。得民心者得天下是长期结果，但未必每一次的结局都是所谓的得民心，有的靠实际有的靠欺骗，有些不负责任的人也可以得民心，而且你要真正得人心，就必然要牺牲掉另一部分的人心。

羊城晚报：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人口常与经济发展相联系，但有时候人口膨胀到社会不可承载的程度就会造成社会动荡，目前我国人口压力也很大，应该如何缓解？

葛剑雄：人多不一定就造成社会动乱，关键要看是些什么人，在干什么。我国现在的比较人口密度远远低于新加坡、日本、德国、荷兰等等国家，但是人家为什么发达？太平天国爆发时，有人说是因为人口多才造反，可是那时候人口密度最大是苏州而不是广东花县、广西一带，为什么苏州不会起义？这也不是人均占有多少资源的问题。人口问题也不是绝对的，要相信社会发展到一个阶段，人口不会再超量发展，上海就连续14年人口负增长了。所以对人口问题，我是持谨慎乐观态度的，既然我们的祖先曾在长江三角洲以那么高的人口密度创造了长久富庶的文明优渥，那么我们中国以中等偏上的人口密度在当今世界拥有发展的前景，创造新的辉煌还是有希望、有信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