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

德国导演鲁道夫·赫尔佐克与文献片同时写成的《希特勒万岁，猪死了！》是一部关于第三帝国的记忆的著作。但是，它使用的是一种特殊的材料，就是政治笑话，包括一些喜剧性电影。作者没有把笑话简单地辑录在一起，而是按照帝国从崛起到覆亡的历史，有序地加以叙述。因此，与其说是讲笑话，毋宁说是讲历

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几年，是第三帝国的“太平盛世”：失业率下降，国民经济迅速增长，经过十多年的动荡、不安和沮丧，人们重获信心。经济发展掩盖了纳粹政治体制的阴暗面。作者写道，纳粹当权后采取强制措施，对人权实行野蛮限制，对不同政见者和犹太人实施暴力手段等等，与此相关的信息和观点，在当时，大多数人们是不相信的，认为是荒谬的，是恶意的玩笑。希特勒把纳粹的掌权及社会的重大变化，美化为“民族的崛起”，没有人公开反对宣传部高调喊出的“振兴”的口号。在社会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时候，大众的幽默也适应着这种新变化，站到了权力者也即胜利者一边。因此，在希特勒统治的早期，即使有不满的笑话，也只是小小的抱怨，这叫“怨而不怒”；但是，随着战争的展开，政治压迫的公开化，政治笑话多了起来，而且变得越来越犀利了，以致成为一种难以控制的大众现象。但是，即使如此，作者指出：这些笑话都只是涉及个别的政治人物和社会现象，并没有涉及一个政治体制野蛮形成的过程。

书中还画了一张“幽默中丑陋的脸”，专章收录并分析了德国人嘲笑犹太人的笑话。诸如青春期性妒忌、贪婪、吝啬等等，这些带有严重偏见的、充分反感的、诽谤性的败坏犹太人的幽默广为扩散，甚至传播对犹太人带有暴力恫吓性质的笑话；这些轻松的玩笑，为第三帝国日后迫害犹太人准备了土壤。在奥斯维辛的可怕的事实面前，这些笑话的产生确实是十分残酷的。作者笔下的笑话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心态史、精神史，一部德国人民史。“人民”太抽象了，作为一个名词，就分子构成来说，也不妨置换为“大众”、“群众”。广大的人群并非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它与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危险的利益互动。这是作者在书中告诉我们的。对于群众，对于大众文化中的逃避主义、娱乐主义倾向，作者坚持了一种近于启蒙主义者的批判态度。

作者愤然写道：人们经过这场战争浩劫，种族大屠杀，什么也不想回忆，什么也不想学到；不是因为他们愚蠢，而是因为他们拒绝反思和学习。他说：“这是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丑恶的浅薄又回来了。德国人蒙起眼睛过日子，这种安于现状的情形，完全跟以往一样。”把纳粹的历史性罪恶拿出来清理，不是由经历了浩劫的一代来进行，而是始于六七十年代的青年一代的诉讼，是他们拯救了德国的名誉、前途，和人类的良知。像批判自己的国家及“元首”这样一类大逆不道的事情，过去只有在外国才可能发生，然而，在德国，及后也终于被容忍和接受下来了。

即便如此，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如今要弄清楚整个国家当年为什么会走得那么远，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越来越难了。正因为有感于此，他才动手制作了《希特勒万岁，猪死了！》这样的文献片，同时写下了这本令人发笑却又笑不起来的书。

（编辑：左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