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弘
出版界近日传出消息，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民国人物解密档案系列将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首批三本《蒋介石宋子文战时往来电报选(1940－1943)》、《宋子文与他的时代》、《宋子文与战时中国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近日同时推出。出版社称，这三本书都是中英文对照，旨在为国内外学者提供一手资料。
三书的主编、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等还对文献中的很多内容作了注释。其中，《宋子文与他的时代》包括宋氏后人提供的300多幅珍贵照片、若干宋子文往来书信原稿复制件、宋子文的死亡证书等重要文献，多数均首次公开，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
众所周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有大量民国重要人物的档案，如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以及国民党政要黄郛、张嘉趝、胡世泽的档案，还有与近代中国关系密切的史迪威、魏德曼、杨格、居里、梅乐斯等美国政要的档案。毫无疑问，这些档案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它们的逐步解密和公开将极大地促进学界对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民国史的研究，对于订正以往文献的错误，更深入、准确地了解历史事件的始末和细节，以及更加客观地对历史人物作出评价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其公开出版发行对学术界而言是一件大事。中国近代史所研究员、著名历史学家杨天石，在胡佛研究所2006、2007年逐步公开蒋介石日记之后，不顾年高体弱，两度赴美查阅。据悉，复旦正在与胡佛研究所接洽，希望日记能早日全部公开，并尽早在国内公开出版。此事若成，无疑是极大的好事。
另一方面，国内的档案出版很不尽人意。例如，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曾经出版过一套杨学为主编的上下卷《高考文献》，没多久就脱销了，可出版社在大学教材上赚足了银两，也不把这点蝇头小利放在眼里，断货很久也不加印。再比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前几年出版的《北京大学史料》，早早在市场上没有踪影，可出版社也无心于此。类似情况还有很多。一方面是档案馆、图书馆等机构将档案奇货可居，秘不示人，研究者、使用者查阅极其不便；另一方面是出版社对档案出版的漠视。诚然，档案出版比不得畅销书，一印就是几十万册，能带来丰厚的利润。但是，它是真正的长销书，一茬茬的研究者和读者会接连不断地产生需求，尽管数量不是很大。此外，有些档案的出版意义极其重大，诸如前些年的《一纸苍凉———杜高档案》，近年出版的《束星北档案》，便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史学价值。国外机构所藏有关中国近代史的档案在查阅、使用和出版上比国内更加开放，不能不说是一件咄咄怪事，此情此景，研究者只能望洋兴叹，不知这种情形何时才能改观。
而出版界对档案出版重视程度不够，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莫非，这是转型期的研究者和读者的宿命？
（编辑：左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