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社科理论界畅言学界思想解放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②

文字：本报记者邓琼　实习生余小乔

图片：本报记者何奔

启蒙仍任重道远

“对精英阶层、干部队伍，还有理论界本身都要自我启蒙”

李江涛 （广州市社科院院长、教授）

我们社科界在这一轮解放思想当中，还有没有启蒙的任务？启蒙要做些什么事情？

我认为还是需要启蒙，包括对精英阶层、干部队伍，还有理论界本身都要“自我启蒙”。很多领域还没有充分的思考。过去农耕社会的一些价值标准，现在是不是已经想明白了？比如说官本位，还有价值判断的问题，为什么要以人为本？这当中的哲学前提是人人生而平等，但是现在城乡差别这么大，宪法规定公民权利有16项，写在纸上，但落实起来就大打折扣。还有，权利之间优先次序是什么？没有人讲。

大胆假设之后还得小心求证。比如说低成本扩展、粗放型的增长方式，现在低成本带来的后果是多少？污染后的治理怎么办，成本如何求证。下一步理论界、社科界不愁没事干了，大家可能更忙，迎来新的繁荣。

科学发展重在清障

“重点就放在怎样扫除科学发展道路上的观念、思想、理论和体制上的障碍”

李新家（广东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

这一轮思想解放，重点还是要解决科学发展观的问题，看看有些什么样的思想体制、障碍阻碍我们科学发展，重点就放在怎样扫除科学发展道路上的观念、思想、理论和体制上的障碍。

围绕这一点，怎样去创造制度条件，要在体制、机制上进行新的革命？可能现有一些东西照搬外国东西，经济体制方面尤其，恐怕现在要破除一下这个迷信。真正完善的市场体制可能是不存在的，一个体制好到什么地步要看是否符合我们自己现阶段的实践、实际情况。要检讨一下这个标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既要跟外国接轨，也不能完全没有自己的主意。我觉得广东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

此外，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自己走了一条路，有很多经验、战略，是不是已经有了路径依赖，已经走惯了、做惯了。但这条道路上是否已出现了需要检讨的问题？

解放思想有没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的问题？是否存在一个利益集团在阻碍我们的前进？我们自己是否也是其中一分子或者起了一点作用。我们的各级机构部门、机关，包括对思想解放、推动科学发展负领导作用的部门，是否也有一些阻碍科学发展的决策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