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沙岭

我们的体制不能只剩下“一把手”才有纠错的功能，更不能因此让“一把手”们都面临“官本位”的道德陷阱。毕竟，官本位，大的，小的，都是坏的。如果一个“大官本位”做了一些有利于公众的事情就让我们傻呵呵地乐，那么一旦“大官本位”作恶，我们就更加没有抵御之力了！

“县长有风险

这些处理措施包括：立即撤销县公安局、教育局的两个处分决定；绥德县县长、公安局长、教育局长要向绥德职业中学校长道歉；县长向市委写出书面检查；公安局、教育局向绥德县委写出书面检查；由榆林市纪委书记任组长的调查组进驻绥德……这场一出场就散发着荒唐气息的“歹戏”，由于市委书记的积极态度，正露出变成“好戏”甚至“样板戏”的迹象。

难怪这事情闹了一个礼拜了也没个结果，原来是当地一把手不在家！问题被曝光出来已有段时间了，当地有公安、法院、检察院，有纪委、组织部，县级之上还有市一级的同类组织，但在市委书记回来之前，没有一个公权部门，能够把问题“纳”入到“可治理”的公权轨道。市委书记一回来，各部门大大小小的官员马上陪同市委书记赴绥德调查，没用几个小时，一切豁然明朗：该处理的处理，该道歉的道歉，该反思的反思……措施果断，反应迅速。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日前有段经典的阐述：中国官场传统习惯，下级对于上级的要求，总是放大执行。你要一棵树，他给你一片林；你要一片土，他给你一座山。果然如此，市委书记一表态，当地领导便随风行事，又是整顿，又是检查，但问题是，早干嘛去了？整顿也好、整改也好、道歉也好，基本上全是在市委书记一人的力量之下“策动”的，这未免让人忧虑，假如没有遇上这样一个开明的市委书记，会怎么收场？假如市委书记不这么雷厉风行，什么时候才有这么多“漂亮”的结局？

“现在是什么样的时代了，还能出现这种怪事！”周书记的感慨同样是我们的疑惑。表面看来，这场县长“发威”的闹剧得到了一个圆满的收场。但其中暴露的县长专权的体制根源、县级政府国家权力机器的脆弱等问题仍然不会自然化解。在基层的一些地方政府那里，“自觉接受舆论监督”的观念还远没有建立，“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非常欠缺；服务意识、责任意识淡薄，溜须拍马、曲意逢迎的观念浓厚。一些人脑袋里有“官本位”的东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可以把这个东西发挥到极致，说“拘”就能“拘”，说“免”就能“免”，想怎么来就能怎么来。

尤其需要反思的是，我们的体制究竟怎样来应付这样的闹剧？如今的处理模式有没有可复制性？即便县长与校长出现了纠纷，或者有个别部门在纠纷面前“站位”不对，我们在体制安排上，有立体的公检法体系，没有道理不及时被纠正，及时地纳入体制的“可治理”路径上来……舆论谴责了那么久，在市委书记亲自过问的情况下，纠错机制才得以启动，问题才开始明朗化，让人难免要忧虑：这算不算是人治？会不会是用更大的“官本位”来纠正一个不太大的“官本位”？笔者甚至为那个县长生出了几丝同情：假如他也有被冤枉的地方，感到了委屈，甚至觉得想要辩解几句，但在顶头上司如此“雷厉风行”的作派面前，他还敢辩解吗？

我们的体制不能只剩下“一把手”才有纠错的功能，更不能因此让“一把手”们都面临“官本位”的道德陷阱。毕竟，官本位，大的，小的，都是坏的。如果一个“大官本位”做了一些有利于公众的事情就让我们傻呵呵地乐，那么一旦“大官本位”作恶，我们就更加没有抵御之力了！公众的确需要看到正义，但更需要用“不怎么官本位”的行事方式送来的正义。把维护正义的希望寄托于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身上，风险太大了，也实在有些靠不住。

（编辑：日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