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苏宝
深圳和广州，其幅员和建成区面积皆超过首尔、新加坡和香港，然而，我们的城市徒有其大。我们困在目光未能向外，输在对城市质量的自觉意识，缺乏勇闯制度关隘提升城市价值的胆量。深穗为什么不可以携起手来，以密切的经济联系、相类似的城市机理以及共同面临的发展问题和城市问题，合作打造在全球
经济影响力方面能够同世界各大城市一争高下的国际化城市
省委书记汪洋提出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要求深圳和广州对新加坡、首尔叫板，这犹如一记棒喝，令一度失去了方向感的南粤大地醒豁明晰起来。
自鸦片战争开始，广东每得风气之先，曾是帝国主义从海上入侵的抢滩之地，又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对外开放，制度创新、产业发展、城镇建设等方面几乎一直处在全国领先的位置。但在1998年之后，广东经历了一种成长的困惑。这之前，广东在全国工业增加值中的份额一直在增添，这之后则逐年衰减，摆明全国已赶超上来。斯时也，广东更多是紧紧瞄看国内厉害的竞争对手，尤其是迅捷崛起的长三角，用制造业、空间、物质性资源配置去拼速度和延展经济体量、而非以人、精神、制度比效率和文明。然而广东真正面临的是一种内在的困难而不是国内的竞争关系，主要困惑于对“二次现代化”和城市价值的认识和实践。
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和演进过程看，一个城市或地区当经历了爆发式高速增长之后，通常应该进入高一层次的现代化阶段，其基本路数是集约发展和跨向境外发展。集约发展要求产业具有越来越高附加价值和集中度，并让现代服务业为特征的软体产业充分发展；跨境发展是将产业链和价值链延伸到外部地区，最好是有丰富发展资源和更高回报的海外。这里面，对城市价值的认识是重要的支点。正如我们所经历的那样，产业确实促进了城市发展，但反过来，城市发展对产业的促进作用应该更大，因为城市的价值来自于其综合性以及经济社会功能的复杂组合，它能够为产业提供更高级的发展条件，所以在此阶段，产业必须围绕城市现代化程度和综合水平的提高而展开，尤其应为城市的有机构成余出空间，此时此际，一个地区最有价值的努力莫过于打造一个贵重的现代化城市。
从Google卫星地图观望广东，有三个现象令人深思。一是珠三角地区城镇密匝，特别是近珠江口的半环形区域，大约有1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城镇几乎连绵成片，各类城区建筑之间距离不超过10平方公里，细看之下，大多是厂房和住宅，据说其间分布有5000万人口；二是整个城镇群的分布呈现由外向内推移的式样，在珠江口沿岸竟然还有较大的空间；三是这一地区有两个特大城市，一个大城市，一大堆中小城市。这些现象所表达的空间句法是：产业吞噬了城市；空间区域态势属内陆推移型，产业系接受性质，显然是外资创造了经济增长；各城镇采取了分散化发展路径，当地政府仿佛主要在发挥一个企业家的作用而不是在塑造城市。
在这一图景中，特大城市，当然是指深圳和广州，其幅员和建成区面积皆超过首尔、新加坡和香港。关于它们的经济发展质量和城市质素，有人曾作过这样一个有趣的比较：
万事达国际组织评选是一项评估世界各大城市对全球经济影响力的著名活动。2006年，在“全球十大金融中心”，首尔排名第六，位居巴黎、马德里之前，印度孟买也进入了榜单，但中国没有一座城市入围。在“全球商业中心”前50名城市的评选中，香港和新加坡分别排在5、6名，上海排32，北京排46。我们请万事达组织在“全球商业中心”中对深圳进行排名，并将深圳和香港累计起来排出位次，其结果是：深圳位列52，深港叠加列在13名。为什么将经济体量不菲的深圳加上反而较香港单独排名出现了下滑，其原因在于：按照国际标准，一个对全球具有经济影响力的城市，不单要看它的GDP、工厂数量和进出口吞吐量等规模指标，更要看城市管理和服务水平、法律及政治框架、知识创造力、金融服务、对外FDI规模、经济稳定性、信息流、对外联系水平等质量指标和软体性指标。
足见我们的城市徒有其大。按道理，以广东，至少珠三角骄人的发展速度和经济实力打造一个对世界颇具影响力的像模像样的城市，应该不成问题，但我们困在目光未能向外，输在对城市质量的自觉意识，缺乏勇闯制度关隘提升城市价值的胆量。
Google地图还有两个重要迹象，一是深圳和广州基本连为一体，表明两个城市的结合作用十分突出；二是在珠江口沿岸出现了产业进占和城市延伸的端倪，表明受内源性力量所推动，经济和城市在走向海洋。此现象令我们不禁想到：珠三角分散发展、竞争式发展的特点在过去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它可能恰恰成为未来发展的制约；深穗为什么不可以携起手来，面向海洋，以密切的经济联系、相类似的城市机理以及共同面临的发展问题和城市问题，合作打造在全球经济影响力方面能够同世界各大城市一争高下的国际化城市？
（编辑：左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