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
为鼓励科学家在创新过程中放下思想包袱，勇于尝试、大胆探索，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2月23日进行二审的科学技术进步法修订草案，对宽容科学家失败作出进一步明确。
此前，深圳也曾立法规定宽容改革创新失败者，其核心都体现了对创新的支持和宽容。人不是神，注定会犯错误，只有这种支持与宽容，官
员和科研人员才会敢于创新，突破禁区，改革与科技研究才不会裹足不前。但两种宽容都面临着一个现实的困境：什么是必要的探索，什么是玩忽职守、“拍脑袋工程”？
这个问题在深圳立法之初就有过极大争议。有人认为，改革创新的最终决策权在有关官员手中，也就是说，如果改革创新最终由有关官员说了算———改革创新之成败仅系于几人甚至一人，这就难保一些官员不会乱改革、乱创新。同样,如果所谓的投入大、高风险的科研项目,只是几个行政、技术官僚说了算,又如何能保证它不会是乱创新呢?
美国大法官霍布斯说：“人类的统治是一种试错过程，而试错是通过自由的对话进行的。”这一格言同样给我们以启示。改革与科研也是试错的过程，如何不让这种试错太离谱，如何让这种试错不是故意犯错，无它，我们只有靠自由讨论、公开的讨论，有力地监督。就改革创新而言，许多政府创新决策事实上是涉及公共事务，涉及公共利益，那么就应当交由公众进行自由讨论，交由媒体进行监督，政府必须在公众讨论的基础上进行决策，并且决策实施上必须全程受到监督，如此，试错才不会偏离轨道，才是我们可以宽容的。同样，科研创新也应当全程交由业内人士进行充分的讨论与论证，只有在自由讨论和有效监督基础上的科研创新失败才具有正当性，才是能让人们容忍的。
（编辑：日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