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

先取物件后打捞，破坏了一段段历史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专家崔勇，长期从事文物考古和水下考古的发掘研究工作，参加了中国几乎所有的水下考古调查和发掘项目。他为我们列出了世界上比较有影响的水下考古发掘项目—

1959年瑞典国王动用1200名潜水员，将著名的“瓦萨号”战舰进行打捞。1961年4月24日，在专家和潜水员的共同努力下，这艘沉船终于重见天日。当年秋天，被运至斯康森岛上进行全面修复。

1967年-1971年间，女考古学家玛格丽特·鲁勒主持发掘都铎王朝的著名战舰玛丽·露丝号，该沉船在展示的同时也在进行保护工作，特别是木质船体的保护工作，至今已经30多年。

1976年-1984年，在韩国全罗南道光州市的西部新安郡道德海面发现新安沉船，一个由考古学家和海军组成的发掘小组发掘了这艘元代沉船。

澳大利亚水下考古学者吉米·格林于1973年起，在西澳海域连续负责发掘了沉没于1629年的“巴达维亚”号和多艘1656-1727年间沉没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海船……

可惜，这些通过先捞取所载物件后打捞船只的做法，给考古学者留下了一声又一声的叹息，因为这种做法破坏了一段又一段异常珍贵的“被凝固的历史”。本来许多有望还原的过去，有机会探得的奥秘谜底，却刹那间烟消云散，再也不可复得。

相对而言，整体打捞的好处太多了。将沉船、载物以及周围泥沙按原状固定在特制的集装箱（专业术语沉箱）内，将分散、易碎的东西一体化、一次性吊浮起运，然后迁移到能人为控制、保护较好的环境中进行科学的水下考古发掘。

整体打捞，既没有改变其原来的海水环境，又避免了文物被盗、被渔网损坏的潜在危险；而且可以使今后的发掘工作在室内进行，避免了海上发掘能见度低，受海流、风浪、气候影响大的不利因素，发掘、保护的安全性和质量大大提高，将更加全面地保存沉船及文物的各种历史信息。进入岸上移到室内以后，可以不必一次性发掘完毕，而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保护技术的不断完善持续地发掘研究。

然而，水下整体打捞史无前例，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南海I号”的整体打捞，就交织缠绕着这种种诱惑与风险。

经费

一场砍价拉锯战，最后砍成7000万

华工船舶与海洋工程研究所承担了“南海I号”整体打捞的模型试验任务。项目负责人孙树民说，“此类沉船整体打捞技术复杂、难度很高。”

几年时间里，专家们开了六次会议，国家文物局最后批准了这个整体打捞方案。7000万投入一项文物打捞工程，是天文数字。实际上，打捞局开出的价格是1.19亿。打捞局算是精打细算，数字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但1亿多元花在一项文物的打捞工程上，对文物考古界而言，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景李虎和陈北先展开了砍价拉锯战，最后砍成7000多万。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黄道钦和记者回忆当年：“1987年刚发现‘南海I号’的时候，打捞局的人愿意帮我们打捞，费用是70万。但国家文物局不同意。”

一晃20年，弹指一挥间。70万打捞费用变成了7000万，但已经发生和即将到来的所有一切都变得如此富有想象力，如此扣人心弦。

说史

文质彬彬宋时风

·纪映云·

宋朝的士人过得滋润，腰杆也直。当时士林有一美谈：“不怕犯天子颜色”的包拯廷辩时，常和皇帝吵得面红耳赤，因情绪过于激昂，曾用唾沫为皇帝“洗脸”，所谓“音吐激愤，唾溅帝面”。仁宗尴尬“以绢拭面”，拂袖退朝。而过后皇帝老儿竟不记仇，老包照样官运亨通。如此奇事在宋朝并不罕见。宰相李沆当宦官面将真宗诏书烧毁；御史鞠永也愤言刘太后若任钱惟演为相，他将于廷上毁诏。士大夫有如此雄健的风骨，源于宋朝相对清明包容的社会氛围。

不管用意何在，武夫出身的宋太祖确是对文化、文人怀有空前敬意。其在开国之初便定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并在宫中立碑“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臣下除了谋反和叛逆外，不得杀戮。难得的是，子孙后辈居然也很听话，基本乖乖恪守祖训。臣子只要不踩底线，干出天大的坏事，“过海”（贬至海南）和“过岭”（罚过梅岭、岭南）几乎就是最重责罚。所以苏轼虽一再遭逐，几被开除“球籍”，但却始终保得性命歌咏不断。宋太祖曾问宰相赵普：“天下何物最大？”赵普泰然答：“道理最大。”太祖竟不以为意。宋代不兴文字狱，一部宋史充盈君子之风，如范仲淹多次猛批吕夷简，但吕不念旧恶殷殷提拔；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之间政见相左，然私谊甚笃；欧阳修死后，给予他最高评价的不是同志，而是政敌王安石———大有现代民主之风。有宋一代，不乏党同伐异、讧争谲夺，但鲜见血腥杀戮。知识分子活得扬眉吐气，观宋真宗《劝学篇》便知：“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若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此诗意境不高,但不失温柔厚道，骨子里反映宋代对士人的宽容,也折射出文质彬彬的社会风貌。在这种宽松环境中，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的第二个学术黄金期应运而生。当然，“民富”也因此变得顺理成章。

中国文化至宋堪称登峰造极，王国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势所不逮也”之断言可证。哲学、科学、诗词、书法、医学、工艺等，恰如百花逢春齐放。文人骚客自不待言，古代诗词宋占半壁，“唐宋八大家”宋有六家；思想家、政治家同样光华万丈，我们曾拥有朱熹、陆九渊、张载、邵雍、周敦颐、程颐、程颢等一流大学者，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等出色政治家，还有寇准、范仲淹、包拯等千古忠良。那是个绚烂如烟花的时代。

话又说回来，因重文化而带来社会的飞速发展，是大好事；但过分重文轻武，却大不妙。“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话头便是从宋朝传下来的。一个社会有文化得“出格”，难免带阴柔气质。一旦天下有难，单靠文人是不行的。宋朝有文化得空前绝后，兴许也正败于此。

专题：“南海I号”考古探索

（编辑：日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