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攀
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毛泽东,构成了自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知识界两大本土重要思想资源(话语资源)。当然,也许还可以加上胡适,但胡影响的深远度显然不及二者。尤其是鲁迅,其文字及思想的多义性、丰富性和深刻性,无与伦比,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现当代知识界的思想及心理形态。即使在当下这个以娱乐、消
费自命的时代,仍不稍减其穿透力。
与他“寿则多辱”的弟弟周作人不同,鲁迅在1936年即结束了他生理意义上的生命。但既然是一种“资源”,便免不了被阅读、想象和利用的命运,当然,其中包括“谬托知己”(对此,鲁迅生前已有预感),他要求的“速朽”从来不曾达到。仅他的全集自他去世后就一版再版,有关鲁迅的著述更是成千上万。
鲁迅传记这些年也在不断地上市,朱正的《一个人的呐喊鲁迅1881-1936》(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不过是其中之一。这本书引用了一些近年来新发现的材料,但仍是取一种个人远观的视角,类似于编年纪事,叙述板正,观点并无新奇。相反,林贤治的《人间鲁迅》(花城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则取现场近观的视角,以一种诗性思辨的敏感,刻画出血肉丰满的“大先生”形象。在林林总总的鲁迅传记中,曹聚仁写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鲁迅评传》(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4月第1版)因其与鲁迅有直接交往而不乏独到之见。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取显微镜式的微观逼视角度,看到的鲁迅与众多传记中的有很大不同,让人震骇。而“石一歌”的那半本《鲁迅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4月第1版)除了作为一个可供参照的社会学标本外,就基本没有什么价值了。
鲁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人们对他的生前死后至今充满想象,上网搜索一下,也仍然是既有纸糊的桂冠,也有挂在名号后的暗箭,这至少证明了鲁迅的难以“速朽”。但好在他的肉体朽了,否则,就如毛泽东所说,“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鲁迅与我七十年》,周海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9月第1版,P371),最多做一个“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P254)。
有人认为鲁迅极具破坏性,不适合于建设和谐社会的当下。但从唯物辩证法来看,破坏与建设其实从来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况且,批判是知识分子的天职之一,和谐、民主的前提也是自由的思想,自由的言说。如果言论要先过滤一遍才准放行,这决不是鲁迅所愿意去的“天堂”。
也许,这个时代外在的物质层面是进步了,但骨子里的某些东西和90年前并无二致,愚蠢、骄横、腐败的权势,帮闲或帮忙的“二丑”,浮滑的世侩……隐约仍在。魏晋时有逃遁竹林的阮籍,民国时有牛虻一样的鲁迅,这也许是两种抵抗的方向,但现世畸形发达的物质主义却消释了这两种可能,娱乐和消费是被允许和提倡的,因为代表了歌舞升平。
只有对鲁迅有真正的容忍的时代,鲁迅的有效性才有真正消解的可能,鲁迅所希望的“速朽”也才有可能到来。

1928年3月18日,鲁迅在上海景云里寓中。
———此照片2001年9月由周海婴提供首次发表
(编辑:左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