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攀
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毛泽东，构成了自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知识界两大本土重要思想资源（话语资源）。当然，也许还可以加上胡适，但胡影响的深远度显然不及二者。尤其是鲁迅，其文字及思想的多义性、丰富性和深刻性，无与伦比，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现当代知识界的思想及心理形态。即使在当下这个以娱乐、消
费自命的时代，仍不稍减其穿透力。
与他“寿则多辱”的弟弟周作人不同，鲁迅在1936年即结束了他生理意义上的生命。但既然是一种“资源”，便免不了被阅读、想象和利用的命运，当然，其中包括“谬托知己”（对此，鲁迅生前已有预感），他要求的“速朽”从来不曾达到。仅他的全集自他去世后就一版再版，有关鲁迅的著述更是成千上万。
鲁迅传记这些年也在不断地上市，朱正的《一个人的呐喊鲁迅1881-1936》（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不过是其中之一。这本书引用了一些近年来新发现的材料，但仍是取一种个人远观的视角，类似于编年纪事，叙述板正，观点并无新奇。相反，林贤治的《人间鲁迅》（花城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则取现场近观的视角，以一种诗性思辨的敏感，刻画出血肉丰满的“大先生”形象。在林林总总的鲁迅传记中，曹聚仁写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鲁迅评传》（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4月第1版）因其与鲁迅有直接交往而不乏独到之见。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取显微镜式的微观逼视角度，看到的鲁迅与众多传记中的有很大不同，让人震骇。而“石一歌”的那半本《鲁迅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4月第1版）除了作为一个可供参照的社会学标本外，就基本没有什么价值了。
鲁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人们对他的生前死后至今充满想象，上网搜索一下，也仍然是既有纸糊的桂冠，也有挂在名号后的暗箭，这至少证明了鲁迅的难以“速朽”。但好在他的肉体朽了，否则，就如毛泽东所说，“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鲁迅与我七十年》，周海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9月第1版，P371），最多做一个“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P254）。
有人认为鲁迅极具破坏性，不适合于建设和谐社会的当下。但从唯物辩证法来看，破坏与建设其实从来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况且，批判是知识分子的天职之一，和谐、民主的前提也是自由的思想，自由的言说。如果言论要先过滤一遍才准放行，这决不是鲁迅所愿意去的“天堂”。
也许，这个时代外在的物质层面是进步了，但骨子里的某些东西和90年前并无二致，愚蠢、骄横、腐败的权势，帮闲或帮忙的“二丑”，浮滑的世侩……隐约仍在。魏晋时有逃遁竹林的阮籍，民国时有牛虻一样的鲁迅，这也许是两种抵抗的方向，但现世畸形发达的物质主义却消释了这两种可能，娱乐和消费是被允许和提倡的，因为代表了歌舞升平。
只有对鲁迅有真正的容忍的时代，鲁迅的有效性才有真正消解的可能，鲁迅所希望的“速朽”也才有可能到来。
1928年3月18日，鲁迅在上海景云里寓中。
———此照片2001年9月由周海婴提供首次发表
（编辑：左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