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樊克宁 本报记者 邓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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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
1933年出生。考古学家、历史
学家、古文献学家、青铜器鉴定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
质疑《古史辨》引发20年论战
思想方法深受侯外庐影响
羊城晚报：在一般人印象中，从事古文字工作的人是“生活”在古史中的，可您是一个能够不断提出新观点和新思想的学者，是一个敢于按照内心想法说话和做事的人，尤其是质疑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引发了长达20年的论战。您这种个性是怎么形成的？
李学勤：这要从我的个人兴趣说起。我有一个特点，特别喜欢符号，凡是看不懂的符号我都喜欢，从非常小时就有这种倾向。1951年我入清华大学哲学系，1952年调到中国科学院，在那里一直工作了50多年。我的经历光在网上找，有些东西你们很难理解。我到科学院历史所上班以后，就当侯外庐先生的助手，类似秘书。侯外庐先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是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奠基人。
羊城晚报：您跟着侯外庐先生，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
李学勤：最重要一点就是重视理论。在历史研究方面，侯先生常说，如果只会考据不能成为历史学家，必须提高到理论的水平。这一点最初我听起来还很不好接受，因为我本来就是学考古，学古文字的嘛，可是他这个说法完全正确。因为你做的工作可能是材料方面的，可你站的高度、你的眼界要有理论的高度。就是把任何一个历史事件放到一个大的背景当中来考察，有这个高度和没有这个高度是非常不一样的。
还有一点是重视原著。他是中国第一个把《资本论》第一卷全部翻译过来的人，而且是从德文直接翻译的。他要求你读原作，直到现在我都感觉好处太多了。比如侯外庐先生上个世纪40年代就指出“封建”这两个字翻译得不对，因为中国古代所谓“封建”是非常古老的，classic的，而不是相当于欧洲中世纪的这种“封建”。这个词是日本人翻译的，大家都用惯了也就改不过来了。侯先生就曾说这是“语乱天下”。类似的情况还有。那么我就有了一个体会，你要真正想研究一个什么问题，还必须得通过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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