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湖畔两只小鸟
●“老汤说我们两人是儒道互补”
●坐在哲学楼台阶上等他回来
羊城晚报：您和汤一介先生的学术背景是完全不同的。当文学遇到哲学，会有冲突吗？
乐黛云：我们也经常讨论这些问题。他最不满意我的是，觉得我这个人做学问不够严
谨，但是我的思想比较活跃，常有一些新的想法，往往很快写出来。他常提醒我要好好地推敲。我写文章喜欢一气呵成，不喜欢老改老改，越改越不好。他写文章都是要改好几遍的。这是我们的不同。但是我的文章都要经他看一遍，他会抓出我很多毛病，哪个地方不确，哪个提法不妥。这对我很有补益。
羊城晚报：这么说在学术研究上他对你的帮助要大一些。
乐黛云：老汤说我们两人是儒道互补，当然他是儒了。我们从来不合作写文章，可是能够从我们的文章中看到彼此互补的东西。我对他还是有所帮助的，我比较容易接受新的东西，新的理论，新的思潮。他又不上网，也不用电脑。有一回我把现在流行的以怀德海为首的“过程哲学”讲给他听，他一听，觉得不错，自己去找了资料来看。我经常在网上浏览，至少可以帮他打开一些不同的思路。
羊城晚报：我读汤一介先生写的《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序》，感觉他在精神上对您是特别依恋的，您是他的精神支柱吧。
乐黛云：他也是我的精神支柱。我当右派的时候，老汤坚信我不是右派。我在乡下劳动改造，他每个礼拜都要写一封信。那时我最开心的是放猪，觉得山很美，很多核桃树，旷野无人，可以高歌一曲，背背《诗经》和英文单词。活一干完，“地、富、反、坏、右”们又要排队点名了，这时就很屈辱。可是我的心情还是很平静，因为有公公婆婆的理解，还有老汤的信。那时要是没有他的信怎么办？真会崩溃呵。为给我写信的事，他曾受到过严厉批评，因为他在信封上总写着“乐黛云同志”。文化大革命中，他因为公开反对北大造反派头目聂元梓，被打成“黑帮”，天天挨斗。我也坚信他不是“黑帮”。有一两个月，他每天晚上都要去交代问题，我不知道要把他带到哪去，有的人一带走就回不来了，找不着了。我就天天晚上去哲学楼坐在台阶上等，等到晚上11点放他回来。文化大革命中，北大自杀的人很多，多半是后院起火。都是从外面回到家里，没有一个缓解、放松的环境，甚至还加压。好多人就是这样，离婚呵、埋怨呵，受不了了，就自杀了。
羊城晚报：互相理解，互相支持，这就是汤家的家传吧。
乐黛云：老汤继承了他父亲很温厚、沉潜的一面。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的研究生常批斗他。后来有些研究生分到外地和农场。老汤总设法帮助他们调回来。他说他的研究生都比较单纯，他们是有才华的，应该有作为，他们在“文革”中的言行不能由他们负责。这跟他的家风，跟他的儒家修为有关系，他不记恨。
比较文学开始转型
●和西方学院派不同，中国比较文学是时代需要
●在国外待20年缺乏文化积淀也比不过前辈大师
羊城晚报：中国的比较文学同西方的有什么不同？
乐黛云：我谈过比较文学一百年这个题目，特别讲到中国的比较文学同西方的比较文学是非常不一样的。西方的比较文学是学院派的，在课堂中产生；可是中国的比较文学是由于时代的需要，比如五四时期，又比如80年代以后，整个中国认为自己落后了，所以要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向西方学习。可以说中西文化交流是这一时期很多活动的基础。
羊城晚报：你公公那个时代的学者，就是五四时期的学者向西方学习，同80年代以后的向西方学习，有什么不一样吗？
乐黛云：五四时期向西方学习的人，都有非常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像吴宓、陈寅恪、汤老先生这样的，他们懂得应该从西方拿什么，不是“跟着走”。我们说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不是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也不是从80年代开始，而是最早由王国维等人奠基的。他们都有深厚的中国文化修养，然后进入西方，再回归中国。现在出去学习的人，往往比较缺乏这样的文化底蕴。
羊城晚报：对于留学生来说，有没有本民族的文化底蕴，很重要吗？
乐黛云：我有一个学生在法国近20年，在一个大学教书。我曾问她：你在外国的时间比前辈大师们待的都要长，他们有的只待了几年。你觉得你们在文化的交流上能赶上他们吗？她说不可能，因为我们缺乏中国文化积淀，不知道应该向西方的文化宝库拿什么？不清楚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所以你就是乱拿的，看到什么拿什么，能不能用，不知道。而且怎样回归中国，更不清楚。法国一些大学者，他们的做法是：我要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目的是最后要回归反观自己的文化。这是比较文学的一种新的转型。
（编辑：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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