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汤用彤的“世界”
●在山野一边放猪一边背诵《诗经》
●不得不上留学生课转向比较文学
羊城晚报：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对你的学问也有影响吧？
乐黛云：有一件事对我影响很深。那是1957年初，汤老先生有一次提到《诗经》中的一句诗：“谁生
厉阶，至今为梗”。我不知道是哪几个字，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很惊讶，说你《诗经》都没看过一遍，连《诗经》里面这两句最普通的话都不知道，还算是中文系毕业的？我说是没看过，我们上学的时候成天搞运动，而且我是搞现代文学的，老师没教过这个课。后来他还是给我解释，“厉阶”就是“祸端”的意思，“梗”是“灾害”的意思。这句诗出自《诗经·桑柔》，全诗的意思是哀叹周厉王昏庸暴虐，任用非人，人民痛苦，国家将亡。这件事令我感到非常耻辱，从此我就很发奋，开始背诵《诗经》。那时我已经在中文系做秘书和教师，经常要开会，我就一边为会议做记录，一边在纸页的边上默写《诗经》。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当时的笔记本。后来我当右派了，被送去农村劳动改造，经常一个人在山野放猪，我就背诵《诗经》。中国传统文化的“乐天知命、随遇而安”帮助我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日子。后来右派摘帽了，我没资格当教师，怕我毒害学生嘛，只能为上课的教员预备材料，注释古诗，这个时期我读了很多中国古典文学书籍。直到后来，我做比较文学，中国古典文学的底子就发挥作用了。我认识到，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做什么学问都要有中国文化的根基，就是从汤老的教训开始的。
羊城晚报：您对汤老先生的学问是什么时候真正有所了解的？
乐黛云：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我们从鄱阳湖鲤鱼洲五七干校回来后，北大招了一批欧美留学生。那时大家不太愿意给留学生上课，怕犯错。可能因为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吧，学校就分配我教留学生班的现代文学。为了给外国学生上课，我开始系统研究二十世纪以来西方文学在中国是如何被借鉴和吸收的。我把汤老先生写的书和文章找出来看一遍，才发现他在哈佛原来是念比较文学系的，才发现他在哈佛非常了不起，他研究梵文、佛教，我真正了解他的学术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羊城晚报：这么说您从研究现代文学转向研究比较文学，也是受了汤老先生的影响？
乐黛云：至少这是原因之一。汤老先生在美国时，原来是在另一个大学念书，是吴宓写信建议他转到哈佛的。他在哈佛很受比较文学家白璧德的影响，在哈佛上的第一堂课就是比较文学课。吴宓和汤老原是老朋友，在清华大学时就非常要好，还在一起写过一本武侠小说。他这个人看起来板板的，竟能写这种浪漫的东西！白璧德先生是比较文学系的系主任，是这个学科和这个系的主要奠基人，对中国文化很看重。在他的影响下，一批中国的青年学者，开始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下，重新研究中国文化。当时有“哈佛三杰”的说法，指的就是陈寅恪、吴宓和汤用彤。汤老先生在那里学习梵文，研究中国和印度、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中国哲学和欧洲哲学。他知识面真是很广，能够讲中印文化关系，又能讲中欧文化关系，还能讲欧洲大陆哲学，现在很难再有这样的人了。
羊城晚报：汤老先生当年是《学衡》的核心人物之一。由于鲁迅否定《学衡》，过去人们对这个学派的印象是比较负面的。最近我读了您研究《学衡》的文章，产生一个印象，今天出现的国学热，如果拂去表面浮躁灰尘，从深层次看，还是学衡派的东西。您是不是认为今天的国学热与学衡派的思想是接续的？
乐黛云：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激进派与学衡派的分歧在于，一方要彻底抛弃旧文化，一方认为不能割断历史。关于学衡派，哈佛三杰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就开始贯彻他们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主张。他们认为“融化新知”的前提是一定要对过去的东西有了解，要知道自己文化的根。由吴宓当总编辑的《学衡》杂志一共出了79期，我全部看了一遍。那是中国在那个时期出版期数最多、寿命最长的杂志之一。1980年我去哈佛大学进修，寻找哈佛三杰的足迹，又收集了一些《学衡》的材料，重点研究了汤老先生的思想，他那时就特别强调古今中外的文化交汇，提出要了解世界的问题在哪里，自己的问题哪里；要了解人家的最好的东西是什么，也要了解自己最好的东西是什么；还要知道怎么才能适合各自的需要。这是一个方向的问题。学衡派的理念就是这样的，它没有造成断裂，也没有形成封闭。现在至少在学界，是处于学衡理念回归的一个阶段。应该说研究《学衡》，是我做比较文学的一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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