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潜”与和谐
●结婚典礼上表示要“划清界限”
●父亲是一位开风气的洋派人物
羊城晚报：听说您嫁进汤家的时候，宣布要跟汤家划清界限，那是怎么回事？
乐黛云：当时我希望同学们离校前能参加我们的婚礼，所以赶在1952年9月13日结了
婚。结婚典礼就在小石作胡同他们家。那是一个大院落，有20多间房子。当时大家让我发表结婚讲话，我就讲，我很愿意进入这个家庭，父母都非常慈祥，但是我并不是进入一个无产阶级家庭，因此还要注意划清同资产阶级的界限。那时的人真是非常革命，简直是“左派幼稚病”，现在想到这些话我都有点脸红。但两位老人非常好脾气，丝毫不动声色，还鼓掌。第二天，汤先生的妈妈在旧东单市场森隆大饭店请了两桌重要的客人，宣布我们结婚，毕竟汤一介是汤家长子啊。汤家父母要我们参加这个婚宴，我就不愿意。我和汤一介商量后，决定两个人都不去。这种行为现在看来是很过分的。当时我的想法一方面是不好意思，觉得让人看来看去的；二来也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家庭的做法，结婚后第一个要抵制的就是这个。我觉得当时可能很伤两个老人的心，特别是他妈妈。
羊城晚报：您太新派了。您的家庭在贵阳也是大族，怎么反差这么大？
乐黛云：我父亲是贵州大学英文系教授，他穿洋装、教洋文、拉提琴、办舞会，是个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我从初中起开始阅读外国文学，像《德伯家的苔丝》、《简·爱》、《三剑客》、《飘》、《圣经》、《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受西方文化很深的影响，反而没读过多少中国的书。我在北大又读了大量的俄罗斯文学，像《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还有马雅可夫斯基的诗。这些都影响了我的性格，有什么想法就要表达出来。
羊城晚报：结婚后您同汤家划得清界限吗？
乐黛云：结婚后我们就同老人住在一起了。婆婆是个温文尔雅的人，她很美丽，读过很多古典文学作品和新小说，《红楼梦》看了五六遍。她是放大脚（裹过小脚，后又放开），同胡适的太太是一样的。她特别爱国，抗美援朝的时候，她把自己保存的金子和首饰全捐出来，和大家一起捐了一架飞机。她从来不对我提任何要求，帮我们带孩子，分担家务事，让我们安心工作。我也不是不近情理的人，逐渐也不再提什么“界限”了。她的手臂曾经摔断过，我很照顾她。他们家箱子特别多，高高地摞在一起。她要找些什么衣服，或是要晒衣服，都是我帮她一个个箱子搬下来。公公婆婆是很有涵养的人，我们相处这么多年，从来没看他们红过脸。汤老先生说话总是慢慢地，从来不说什么重话。我觉得这是汤家的一个传统。我跟老汤这么多年，也从来不吵架，这个传统就延续下来了，家庭生活非常和谐。
羊城晚报：回看您的人生，您觉得汤老先生对您影响最大的在什么地方？
乐黛云：他的儒家风范，对我影响很大。他为人温厚、沉潜。“沉潜”两个字，就是他同我说的，意思是深藏的、有厚重的积淀，而不在表面。我常常是什么都从心里涌出来，什么都放在桌面上。我认为“沉潜”是使我终身受益的、两个最好的字眼。
从最红的变成最黑的
●“同人刊物”被王瑶劝止仍被追加成极右派
●“摘帽右派”竟然上天安门并与毛主席握手
羊城晚报：您有一篇文章研究“中国的忧郁与社会”。1954年汤老先生那场大病，是不是因为忧郁而生？
乐黛云：1954年，《人民日报》组织批判胡适的那个晚上，要他发言。他这个人是很讲道德的，不会跟着别人讲胡适什么，他心情很矛盾，吃饭时把酒杯也碰翻了。胡适很看重他，他去北大教书就是胡适推荐的。临解放前夕，胡适把学校的事委托给他和郑天挺。他们之间有很深的感情。所以，《人民日报》组织批判胡适，对他的打击很大，心理压力也很大。当晚，他就脑溢血了。送到医院，昏睡了一个多月。这以后他手不能写东西，就口述，由我记录下来，相当多的篇章收在《饾饤札记》中。
羊城晚报：1958年您被划为极右派的事情，对汤老先生的打击也很大吧？
乐黛云：那肯定，他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非常困惑。在他们眼中，这个年轻小孩一向那么革命，勤勤恳恳工作，还要跟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怎么会是右派呢？事实上那时反右都过去了，我这个右派是1958年2月才被揪出来的，是最后追加的。原因是新来的学校领导说反右不彻底，要抓漏网的。1957年初，我们几个青年老师想办一个学术刊物，在王瑶老师的劝说下，并未办成。可是一搞反右扩大化，就被说成是要办“同人刊物”。那时“同人刊物”等同于反动刊物。我们有关的8个人都成了右派，我是支部书记，当然是领头的，就成了极右派。当时我正好生下第二个孩子，一划右派就要马上下乡去接受监督劳动。汤老先生是个儒雅之士，最不愿意求人，也很少求过人。这次为了刚出生的长房长孙，他非常违心地找了当时的学校副校长江隆基，说孩子正在喂奶，为了后一代，能不能缓期去接受监督劳动。江隆基是1927年入党的，曾经留学德国，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他同意让我留下来喂奶8个月。后来他被调到兰州大学当校长，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上吊自杀了。我喂奶刚满8个月的那一天，通知下来，我就立即下乡了。
羊城晚报：您在汤家，从最红的变成最黑的，心理上会不会很尴尬？
乐黛云：我被打成极右派监督劳动了2年多，中间有些假期可以回家。每次回来，老夫人都会做很多菜给我补养身体。1962年回到学校做资料工作，这个阶段有件事情我终生难忘。那是1963年的五一节，天安门广场举办了盛大的游园联欢活动，集体舞跳得非常热闹。这是个恢复的年代，大跃进的负面影响逐渐成为过去，农村开始包产到户，反右斗争也过去了，国家比较稳定，所以要大大地庆祝一下。毛主席很高兴，请知识分子在五一节晚上到天安门上去观赏焰火、参加联欢。汤老先生也收到了观礼的请帖。请帖上注明，可以带夫人和子女。汤老先生就考虑，是带我们一家呢，还是带汤一介先生弟弟的一家？这在当时都是可以的。汤老先生是非常细心的人，他当时一定会想，如果带了弟弟一家，我一定特别难过。为什么他会这样想，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是个“摘帽右派”。他深知右派这件事会深深伤害我的心灵，在日常生活中，常能感觉到两老的体谅和细心。可能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他决定还是带我们去。于是，两位老人，加上我们夫妇和孩子，上了天安门。那天晚上，毛主席过来跟汤老先生握手，说他读过老先生的文章，希望他继续写下去。毛主席也跟我们俩握了手。回来后，有人写匿名信，指责汤老先生把一个右派分子带上天安门，带到毛主席身边去，万一她说了什么话，或是做了什么事，老先生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老先生沉默不语，我想这已是在他的预料之中。
羊城晚报：汤老先生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乐黛云：1964年。关于这一点我们一直感到庆幸，因为他没有碰到“文革”。那时我们住在北大燕南园58号，这是一个欧式别墅群，一些很著名的学者住在这里。燕南园的南边是学生宿舍群，另一边通向行政区。“文革”中我们家就成了一个通道，很多学生来来往往。事实上，那时我们家是开放的“展览”单位，红卫兵都跑来看反动权威是怎么生活的。汤老先生没看到这种事，真是万幸。汤老先生收藏有版本珍贵的古书，红卫兵从这些古书中，每一函都抽出一本去审查，后来就不知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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