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老师奠定一生之路

对梵文和巴利文产生兴趣，就是受了陈寅恪的影响

羊城晚报：说到陈寅恪，您说过在季先生几十年的学术研究中，陈寅恪先生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位恩师，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蔡德贵：季先生在清华大学读书时，陈寅恪先生是他的老

卞毓方（《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季羡林》作者）：季先生在德国学习梵文和巴利文，进行学术研究。可巧的是，他的导师瓦尔德施米特正是当年陈寅恪留学德国时的同学，两人同是吕德斯的弟子。季先生的吐火罗文知识，则来自于年逾八旬的西克教授。西克教授是吐火罗文研究领域的世界最高权威，他把平生绝招都教给了当时唯一的学生季羡林。在他们的指导下，季先生完成博士和博士后论文，在学术圈内引发轰动，直到60年后的今天，这些论文仍不断被引用。

蔡德贵：二战结束后，季先生听说陈寅恪先生正在英国就医，就给他写了一封致敬信，并附上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集刊上的博士论文。陈先生知道瓦尔德斯米特的学问，相信他带出来的学生肯定非常棒，而季先生又是他的清华学生，他对这位学生的学问非常了解，而且已经看到了季先生的论文。季先生很快就收到陈先生的回信，问他愿意不愿意到北大去任教。就这样，陈寅恪把他推荐给了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先生、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和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先生。季先生被聘为教授，受命创立北大东语系，由他担任系主任。

通过梵语研究写出很多著作

写《糖史》这部书，光《敦煌残卷》和《四库全书》就翻了两年

羊城晚报：季先生从德国学成回国之后，成了中国东方学的开创者。他重点进行中印两大文明古国的文化关系研究，是印度学权威。一般人对此比较陌生，能不能介绍一些情况。
王树英：他通过对佛教梵语的研究，写出了很多学术水平很高的著作，在世界梵文学界和语言学界受到高度重视。重要著作有《中印文化交流史》、《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糖史》、《印度简史》，太多了。他对《大唐西域记》的研究，具有重大影响和实用价值，这都是贡献。印度人说，在古代，中国向印度学习；近现代，印度向中国学习。季先生经过对语言的研究发现，中印两方面的交流，不是单向的，是双向的。

羊城晚报：通过研究语言发现问题，看起来很深奥啊。

蔡德贵：比如季老写的80万多字的《糖史》，最早源于他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拉丁文的“糖”字，发音全都类似SUGAR？他就找这个词语的源头，找到最早的来源是梵文。梵文是印度古文字，这就证明了糖是印度人发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就想，为什么印度人把白糖叫“中国雪”？80年代中期，他发现一张敦煌残卷，是印度制糖法。里面出现一个词“萨割列”，他很惊异，“萨割列”就是SUGAR的音变，这就是印度语的“糖”呵。他又从史料上看到这个故事：一个糖商从印度进口几大缸糖，放在仓库墙边，墙上掉下墙皮，红糖就变成白色的了。这个糖商找了当时的“高科技”人才，看看怎么回事，这样就找到了提炼白糖的方法。这方法又传去印度，印度就把白糖叫作“中国雪”。他写《糖史》这部书，光翻敦煌残卷和四库全书，就翻了两年，天天跑图书馆。

为何提出要改写中国通史？

主张研究历史，贵在求真，决不容许歪曲事实，削足适履

羊城晚报：季老一生做学问的特点是什么？ 卞毓方：最大的特点，没有新意，决不写文章。他是以此自律的。

羊城晚报：说到季老的思想新意，比如中国通史必须重写、中国文学史必须改写，他是基于什么考虑？
王树英：他的考虑是这样的，比如提出重写中国通史，他考虑到建国后，在极"左"思想指导下，出了几本曾经极为流行的《中国通史》。他认为在死守教条的基础上，在迎合上意的前提下，写出来的决不会是好书，甚至是违反作者本意的，这也包括中国哲学史。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文学史》在论述作家作品时，主要是根据政治教条。他认为衡量一部作品的标准，艺术性应该放在第一位。如果缺乏艺术性，思想性即使再高，也毫无用处。他主张研究历史，贵在求真，决不容许歪曲事实，削足适履，以求得适合某种教条主义的“论”。

（编辑：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