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鄢烈山

怀旧，这种情绪的表达真中有假，假中有真，需要仔细辨析，认真对待。

许多上年纪的农民说他们怀念“毛主席领导的那时候”，绝非撒谎骗人；若真要他们回到一年四季早出晚归下地，穷忙一年还要忍饥挨冻的“人民公社”时代，则肯定不愿意。这种怀旧，不过借以表达自己对改变家庭经营风险大

12月6日的《南方周末》报发表了我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和科协主席的周光召的专访。他怀念“那个时候，没有上下级的概念，没有干部、群众的区别，没有知识分子和工人、军人的区别，大家都是一条心：要把核武器做出来”；他感慨：“今天的科技界民主氛围太少。”———那么什么太多呢？他说现在“缺乏学术民主的氛围，往往是院士或领导一讲话，就再没有人敢讲话了。”也就是说，“学阀”和“学官”太多太厉害了！

科技界的事我们所知不多，但相信周老此言绝非无的放矢。你看，南方周末报11月29日的《争议张维迎》，采访了张院长和他们学院的书记兼副院长，及被免职的教授何志毅，从两造的说法不难看出北大这个教现代管理知识的学院，“学官”是如何管理教授的。何志毅要求的不过是一个申辩的机会。而张院长则拿自己没有谋取私利说事，这是专断成立的理由吗？还夸自己“可能原则性太强”（支持他的陆书记则似贬实褒地说他“个性太强”）。听张说“如果你要侵害组织利益，我宁可不要你”，那副“我”即“组织”的口吻，活脱脱一个大权在握、恩威由我的主子。这样的“负责人”，如今不仅在党政机关、公私企业多如牛毛，在大学校园里也比比皆是。

今昔对比，周院长怀旧可以理解，但他所怀之旧是不可复制的。一则建国之初和“两弹一星”研究的历史背景有其特殊性，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的知识分子政策与“反右”后不可同日而语，而那些研究高尖科技的专家在那个年代是受特殊保护的人才；二来，与当年领导科研会战的老帅们不同，如今的科研单位和大学校园领导人大多是专家学者出身，他们以“班头”和业务权威自居，根本不认为自己是外行领导内行，或自负而刚愎，或妒贤而打压，颇得“武大郎开店”的神髓。

“民主氛围太少”的根子在哪里？今天的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在总结苏联解体和苏共失败的教训时说，关键在于苏共垄断政权时所形成的“权力、真理和财富”的三位一体。不管他今天的政见如何，这个总结应该说是够深刻沉痛的。“文革”初“副统帅“林彪，为红卫兵造反夺权造舆论时大讲“有权的幸福，无权的痛苦”，这句话如今倒灵验了。掌权的仿佛就掌握了真理，权大学问就大，更有支配资金和财富分配的权力。用不用你在他，职称和官位予夺在他，资金分配在他，你在圈内活的小命都攥在他手里，你敢讲让他不高兴的话吗？为什么有那么多买官卖官的丑闻（事业单位与国企也许比党政机关更严重），不就是由于个人垄断权力形成了牢固的人身依附关系吗？

改革开放前并非没有腐败“现象”，也并非只有搞“阶级斗争”形成的政治上不公平（对此我写过两篇文章，一篇介绍武汉市今日开放的景点“梅岭一号”行宫里，为江青进口的台球桌，耗资不菲而只用了一次的大型室内冬泳池；另一篇是介绍顾准《商城日记》里有名有姓记的事情，“三年困难时期”一些人饿死了，一些干部有鱼有肉）。但是，那年头，一来物资财富没有现在这么丰饶，二来有随时可能来一场的“群众运动”对各级干部构成威慑，腐败没有现在这么普遍，这么有恃无恐。挑动干群斗争（即内乱）的“大民主”没有了，在法制轨道上运行的民主（包括民主选举，以知情权和公开性为前提的民主监督）机制却没有建立起来，连公家财务公开、领导干部财产公开都没有做到———这就是民主氛围太少的大背景和根本原因。

耶稣说，世上没有一个义人。这不是存心贬低人类的事实判断，而是要告诫我们凡人都不可能不受诱惑吧。因此，感叹呀怀旧呀都是多余的，惟有当真地扎实地加强民主制度建设，我们才能“得救”。

（编辑：健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