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在外孙女身上所见所思

《我的家》(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一书展现了巴金鲜为人知的家庭生活和他丰富的内心世界。摘登如下———

巴金同情外孙女，也怜悯过去的自己

我的外孙女叫端端，她生活在成人中间，又缺少小朋友，因此讲话常带“大人腔”。在念小学二年级时，她说她是我们家最忙、最辛苦的人，“比外公更辛苦”。她的话可能有道理。在我们家连她算在内大小八口中，她每天上学离家最早。下午放学回家，她马上摆好小书桌做功课，常常做到吃晚饭的时候，而考试的成绩也不一定很好。有时端端的妈妈陪孩子复习数学，总要因为孩子“头脑迟钝”不断地大声训斥。

我知道自己没有发言权，因为我对儿童教育毫无研究。但是，我回顾了自己的童年，我做孩子的时候，人们教育我的方法就是责骂和灌输；我学习的方法也就是“死记”和“硬背”(诵)。70年过去了，我们今天要求于端端的似乎仍然是死记和硬背，用的方法也还是灌输和责骂。端端的父母经常警告孩子：考试得分在90分以下就不算及格。我在旁听见也胆战心惊。在上学时候最怕考试，走进考场万分紧张，从“死记”和“硬背”得来的东西一下子忘得精光。我记得在高中考化学我只得30分，是全班最末一名，因此第二次考试前我大开夜车死记硬背，终于得到100分，否则我还毕不了业。后来虽然毕了业，可是我对化学这门课还是一无所知，我年轻时候记性很好，读两三遍就能背诵，但是半年以后便逐渐忘记。我到了中年才明白强记是没有用的。

1968年，我自己又给带进考场考核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成绩。不用说我的成绩不好，闹了笑话。但是出乎我的意外，我爱人萧珊也被“勒令”参加考试，明明是要看她出丑。她紧张起来，一个题目也答不出来，交了白卷。她气得连中饭也不吃。

端端有一天晚回家，她的姑婆给她开门，问她为什么回家这样迟。她答说在学校搞大扫除。她的姑婆已经到学校去过，知道了她离校的时间，因此，她的谎话就给揭穿了。她父亲要她写一篇“检查”，她推不掉，就写了出来。

孩子的“检查”很短，但有一句话我现在还记得：“我深深体会到说谎是不好的事。”这是她自己写出来的。又是“大人腔”!大家看了都笑起来。我也大笑过。我笑过后却感到一阵空虚，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十年浩劫中(甚至在这之前)我不知写过、说过多少次“我深深体会到”。现在回想起来，我何尝有一个时期苦思冥想，或者去“深深体会”？我那许多篇检查不是也和七岁半孩子的检查一样，只是为了应付过关吗?固然我每次都过了关，才能够活到现在，可是失去了的宝贵时间究竟有没有给夺回了呢？

空话、大话终归是空话、大话，即使普及到七八岁孩子的嘴上，也解决不了问题。难道我们还没有吃够讲空话、大话的苦头，一定要让孩子们重演我们的悲剧？

端端在小学读到了五年级。有一天我听见端端一个人自言自语发牢骚：“活下去真没劲!”不觉大吃一惊，我对孩子的父母谈起这件事，我看得比较严重，让一个十岁多的孩子感觉到活下去没有意思、没有趣味，这种小学教育值得好好考虑。孩子的父母并不完全同意我的看法。

说也奇怪，我女儿思想很开放，但是要她抓孩子的功课，或者她发现了孩子的毛病，就缺乏耐心，不由分说，迎头来一阵倾盆大雨，有时甚至上纲上线，吓得孩子无话可说。我在旁边冷静地观察，也看得出来：孩子挨骂的时候，起初有些紧张，后来挨骂的次数多了，她也就不大在乎了。做母亲的却从未想过：为什么孩子会有“活下去真没劲”的思想。她大概以为“不要紧，大家都是这样地教育成人的”。

我写端端，却想到自己。我的书橱里有二三十册笔记本或者更多一些，都是“文革”期间给造反派抄走后来落实政策又退了回来的。本子上记录着“老师们”的“讲课”，全是我的字迹。在那段漫长的时间里我经常像小学生那样战战兢兢地应付没完没了的作业，背诵、死记“老师们”的教诲：我强迫自己顺着别人的思路想事情，我把一连串的指示当做“精饲料”一古脑吞在肚里。为了讨好“老师”，争取分数，我发奋，我虔诚，埋头苦学到深夜，只换来连夜的噩梦：到处寻找失去的东西，却一样也找不回来。应该说，有一个时期我也是“全家最忙的人”。我也是一个“没有开窍”的小学生，永远记不牢“老师们”的教导和批评，花费了那么多的学习时间，我得到的却常常是迎头的倾盆大雨。头发在灌输和责骂中变成了银丝，拿笔的手指颤抖得不由自己控制，写作成为惩罚的苦刑，生活好似长期的挣扎。“没劲!没劲！”甚至在梦里我也常常哀求：“放学吧！”我真想做一个逃学的“小学生”。说老实话，我同情端端，我也怜悯过去的自己。

（编辑：y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