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九六八

半斤米饭下肚，好像担沙填海，毫无作用，经常是还没有到收工时间，肚子就饿得咕咕直叫

梁云平／著

然后把砍倒的小树和灌木堆到大树跟前，燃烧的冲天大火把大树的叶子和细枝一燎而光。被扒了皮的树又被冲天大火一烧，再也长

因为黎族人种庄稼既不管理又不施肥又不锄草，地力损失很大，所以他们种的地，只能种一年，顶多两年就不能种了，再种也长不出庄稼了。

在卫星农场的第一个春节

那是上个世纪的事了，大概是1969年吧。

再过两天就过春节了，这几天我们劳动的时候谈论的话题都是春节或者和春节有关的事情。湖南籍的老工人说他们老家春节是要杀猪，要做腌肉，腊鸡腊鱼，除夕晚上要吃十大碗，都是鸡、鸭、鱼肉，从除夕吃到十五。广东籍的老工人说在他们老家过年要吃四围酒，又说四围酒是什么什么内容。说得我们眼睛里全是鸡鸭鱼肉，很想马上就能吃到口。这段时间，食堂的伙食越发不是东西了，前段时间的南瓜萝卜干已经吃得我们脸都成了青的了，现在连南瓜萝卜干都没有了，居然给我们煮起酱油吃了，打饭的时候一人一瓢掺了水的酱油，那酱油因为掺了水而不够咸就又加了盐。一天三顿吃煮酱油跟宣传的大好形势大不相称，食堂还创造了煮南乳（类似于北方的酱豆腐，不过不是豆腐做成的，是芋头做的，也是红色的，比酱豆腐要大一些，味道差不多），把南乳搅得稀烂再加上盐掺上水用大火煮开，依样一人一瓢，吃得我们一个个直反胃。对于这样的伙食，我们还不能流露出丝毫的不满，否则有贪图资产阶级享乐之嫌。我有时也在扪心自问，这样的日子那些老工人已经过了许多年了，为什么他们就能行而我就不行呢？是不是我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太厉害太严重了。由于没有油水，加上劳动量大，我们的饭量大增，从刚来时的二三两，变成八九两了。半斤米饭下肚，好像担沙填海，毫无作用，经常是还没有到收工时间，肚子就饿得咕咕直叫。我从广州带来的饭兜已经不够大了，我又买了一个比脸盆小不了多少的饭兜，每顿八九两米饭堆得冒尖。

因为这是我们长这么大第一次在外面过年，每个同学的家里都寄来了腊肉腊肠、煎堆油角、朱古力奶糖。这都是广州的父母从牙缝里省下来的，我们的户口已经迁出了广州，享受不到这些供应了。有个老工人送了几只炒米饼给我吃，很香，很好吃，我问他是怎么做的，他说是把米炒熟了磨成粉做成的。我说能不能给我做一些，他满口答应说行行行。我就到食堂拿饭票换了几斤米委托他给我做一些。那几天我们每天都吃得满嘴流油，红光满面。

由于过年那几天我们都是在老工人家蹭饭，或者去其他队的知识青年处串门蹭吃去了，所以，我们分的肉基本没动，我们把它炖了一大锅，准备过完年慢慢吃，谁知在我们过完年第一天放工回来，却发现整整一大锅肉都不知被谁家的狗偷吃光了。那口脸盆似的大锅侧翻在地上，周围密密麻麻地布满了蒜瓣似的脚印，几乎把我们气死了。

我当牛倌

农场给了我们队一头大水牛，用它来拉伙房每天做饭烧的柴草。队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以前在队里属于落后分子，经常受到不点名的批评甚至点名批判，现在让我放牛，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他们不怕我把那头牛毒死，足见他们把我看成了“自己人”，这使我有点受宠若惊，有一种扬眉吐气、翻身当家做主人的幸福之感。我至今仍怀念和牛在一起度过的难忘时光，想念那头我亲手喂养过的颇通人性的牛。

这是一头大得吓人的水牛，身高体壮，膘肥肉厚，全身乌黑闪亮，特别是它那两只大角，弯弓一样，不靠前，不朝后，在额头上拢成两个半圆。

放牛是一项比较轻松的工作，每天出工的时候，我先把牛车赶到树林里，把牛卸了套，让它吃饱那带露水的青草，再捡上一些干枯了的树枝装在牛车上，看看太阳当顶了，我就骑在牛背上高唱着：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

一开始，我怕牛跑了，牵着缰绳，寸步不离，牛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后来觉得这样太累，牛在那里吃草，我只能树桩子似的在那里傻站。于是我想了一个很好的主意，我把牛缰绳放得长长的，又在绳头上捆了根棍子，这样牛有一定的自由范围，又跑不了，因为那根棍子会被灌木拌住。这样一来，我就很舒服了，每天把牛车赶到树林里，把牛卸下来，找一个水草茂密的地方，让它慢慢地吃草,这时候，我就找一个阴凉的地方，舒舒服服地躺着看半天书。约摸着收工了，随便捡几枝干柴就回家吃饭了。树林里的干柴很多，我们十来个人吃饭也用不了多少柴。

（编辑：健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