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方

在重庆涪陵，来访群众到检察院举报或申诉，可以“点名”要求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院业务部门负责人及主办、主诉检察官接待。据9月23日媒体报道，这一《来访点名、预约接待制度》实施两年多来，不仅方便了群众反映问题，也使检察机关获得了更多的办案线索。

这种类似“点兵点将”游戏的制度

从行政级别上看，被列入“点名名单”的大多都是检察机关中“有分量”的人，但这些职务仅仅意味着检察机关内部的业务分工，与它所能产生的外部法律效果不应有任何制度上的关联。要知道，接待群众举报或申诉，其所能产生积极效果的依据只有一个———法律的规定，而不是接待者是否具有一定的资历甚至职务。一旦接待的效果与接待者的职务之间建立起逻辑关联，恐怕检察机关提供法律服务的公共色彩要淡化。

虽然“点名接待”制度在理论上存在着瑕疵，但这并没有妨碍它在实践中取得显著效果。这种现象的出现，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方面，对于检察机关来说，这是拓宽业务渠道的一个有效途径，而且也没有增加额外的业务成本，何乐而不为？而另一方面，对于举报或者申诉的群众来说，自己的诉求能得到更高领导的重视，可能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样的事例不是经常在我们的身边上演着？

令人担心的是，一旦这种“点兵点将”制度由于实践效果不错而被固定下来，被推广开来，检察长会不会成为最忙碌的人？当实现制度功能的重担全部压在检察长一个人身上时，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总会如期而至。像蜘蛛侠一样被寄予厚望的检察长，他（她）的个人英雄主义映衬的是制度功能总是在局部失灵，以至于检察长时不时要充当“救火队员”。更何况，蜘蛛侠有时候也是靠不住的。

我不是在无原则地反对“点名接待”制度，事实上，即便在法治发达的环境中，制度必要的弹性也会给个人英雄主义下的“特色服务”创造一定的空间。但问题是，制度弹性的前提是制度的刚性，缺乏制度刚性支撑的制度弹性，倒更像是人治语境下对“包青天”式人物的呼吁，而不是诉诸法治所能达到的“普遍理性”。

如果说在市场环境中，当事人可以“点名”选择厨师、发型师等“特色服务者”，是私人空间自治和自利所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在公共领域，尤其是司法领域，“点兵点将”首先要有刚性的制度保障，即举报或者申诉的结果并不会因为被点名者的不同而截然相反。一旦“点兵点将”缺乏必要的制度刚性保障，群众的举报或者申诉以及这项宪法权利的实现，其实依赖的并非法律制度，而是“领导重视问题才好解决”的人治力量，所谓“点名接待”制也不过是“穿新鞋走老路”。

（编辑：日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