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彦
广州特别就具有历史价值的街区周围的楼高提出要求。这个要求是有意义的,是对城市扩张当中楼房比高现象的一个反拨。但是,究竟要建多高的楼房才是适度的,却是一个必须在具体规划中详加研讨的深度设计问题。更重要的是,仅仅有高度限制还不足以彰显城市原本的个性
过去十年间,中国经
济得到了迅猛发展,一个重要标志是城市大规模的改造,落实为持续不断的拆迁与重建,其中究竟有多少钉子户式的故事,或血或泪,或闹或笑,有人高兴,有人感奋,有人扼腕,有人动容,恐怕谁也说不清楚。曾几何时,一座旧城突然就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闪烁着玻璃幕墙光芒的现代化大都市。昔日繁华和远古文脉在改造当中只幸运地留存在个别纪实摄影师的镜头中。直至从领导到市民都发现城市已经趋向同质化,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越来越一样时,保护城市的独特外观才成为受到重视的议题,可惜很快又在新一轮的“穿衣戴帽”形象工程中蜕变为戏剧舞台的花哨背景。在这当中,城市的扩张自然也留下了难题,其中之一就是城中村,它们像辉煌景观中的地表疮疤,被拔地而起的楼群小区、肠子一样回旋的立交路网包围着,顽强地述说着一座城市的历史。这说明,今天,曾经被城市学者预言过并提出警告的超大城市,已经成为中国土地上不争的事实。
城市学者关心城市发展的适度规模,以及在这规模当中,如何维护城市的独特个性,如何建设使全体市民都能够合理分享的公共空间。城市史家则关心城市的旧貌新样,以便让具有历史价值的关键节点得以在新的格局中保存下来。市民们的愿望总是朴素的,因为这是他们的家。没有人愿意让家园变得既陌生又碍眼。然而这一切都在超大城市的急剧膨胀中变了形,使发展成为潜意识中不断上演的狂欢游戏,排斥了不同阶层对城市的不同诉求。
广州市政府近日公布《广州2020:城市总体发展战略》的初步方案,藉此描绘这座城市的未来面貌,平衡发展当中的过度落差,试图在合理性、外观、城市文脉、历史传统、居住空间和生活成本诸方面给出相关原则,并广泛征求意见。这一举动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对城市不同空间价值的定义要优于地理上的过度扩张,这源自于对人群居住质量的普遍关注。在房价猛涨的现实条件下,这个问题将会变得日益尖锐,于是如何解决就成为城市规划当中必须要考虑的内容。其次,居住密度和商业区域设置已经不是一个建设问题,而是一个生态问题。如何在经济繁荣的条件下保持甚至推进环境与自然的有机和谐,使生态成为居住者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享受到的内容,便成为未来城市发展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第三,具有历史节点的街区和楼房是叙述城市传统与个性的依据,一般性保护当然是最基本的手段,但如何才能让这些遗存成为真实的文脉,从而为城市认同提供认知基础,则成为维护城市整体声誉、为城市寻找文化定位的有效途径。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广州2020:城市总体发展战略》还特别就具有历史价值的街区周围的楼高提出要求。在我看来,这个要求是有意义的,是对城市扩张当中楼房比高现象的一个反拨。但是,究竟要建多高的楼房才是适度的,却是一个必须在具体规划中详加研讨的深度设计问题。更重要的是,仅仅有高度限制还不足以彰显城市原本的个性。破坏城市原本个性的,除了过高过密的水泥森林之外,建筑表皮应该是一个可能比楼高更严重、因而更值得认真思考的对象。
总体规划固然重要,包括对楼高的限制、对表皮的规定、对城乡的划分、对区域的空间处理。此外,防止新的城中村的出现,对原有城中村的继续改造,也同样值得重视。但是,面对超大城市,多年来令我困惑的却是对建筑风格分类的有意忽视。结果是,远远望去像是五星级宾馆的高楼,走到近前才知道是公共部门的所在。这种有意忽视正好揭示了政迹炫耀和面子工程是如何在城市发展中起特殊作用的。
的确,我们应该拥有一座什么样的城市,这当中会有多种答案。《广州2020:城市总体发展战略》就是想给这些答案一些统一原则。但在这些个原则之下,我倒有一个普通的希望,那就是希望我们所拥有的是一座朴素的城市。
(编辑:日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