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海外关系”，心里总是有一种百味掺杂的情感

□谢莉莎

我妈妈的故乡在广东台山，那是全国著名的侨乡。我的曾外祖父在十九世纪末期，就被“卖猪仔”到了美国，才十几岁。他做过很多苦工，也目睹过许多华工的不幸。每隔三四年，他就回国一次，娶妻、盖屋、买地。年老以后，

外公在1947年回到国内，第一次见我妈妈，她已经17岁了。那段日子，是外公和我妈妈相处最长、最亲密，也是唯一的日子。他想在国内找一份工作，但始终没找到，只好又回美国去。外公在香港机场与我妈妈离别时，抱头痛哭，答应一定要申请她去美国。果然不久，妈妈去美国的签证办好了，只等飞机票。就在此时，妈妈却作出了影响她一生的决定———毅然响应新中国的召唤，从香港回到广州，参加祖国建设。当她跨过罗湖桥，看到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时候，感到很光荣和自豪。当然，她还不知道将要为此付出的亲情代价。

妈妈在广州读完大学，当了一名大学教师，后来与我爸爸成家，有了我和弟弟。父母和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样，从来都对党对祖国忠诚和热爱，任劳任怨。不管是经济困难时期，还是历次政治运动，都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更没有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我妈妈从不隐瞒自己的“海外关系”，每次政治运动她都向组织反复交代，也从不拒绝组织给她的各种“锻炼机会”。在那极左年代，她遭受的委屈和不公平只有她自己最清楚。渐渐地她与我外公的联系越来越少了，后来就中断了来往。

外公对我妈妈不去美国很失望也很生气，但他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后来他又找了一位妻子，并生了四个儿女。他在美国，也知道中国的情况，大概不想给我妈妈添麻烦吧，后来很长时间都没有了书信。

就这样，一隔二十几年。到了70年代初，中美两国关系开始正常化，忽然，我们收到了一封从美国寄来的信。当时我爸妈在下放，我和弟弟就住在当年外公买的、后被人占住了的那栋侨房的小“天棚”上。我们把信转寄给下放的父母，才知道那是我们很少听说的外公来信了。外公把信寄到老房子去是想试探一下能否联系上我们。其实，外公二十多年来一直都在牵挂着我妈妈呢。

那已经是“文革”后期，信件来往还是小心翼翼的。外公第一次认识了我们，我和弟弟也是第一次了解在美国的外公和其他的亲人。我的那些舅舅阿姨们，在美国生长，虽受到良好的美国教育，但不会看中文，基本不会中文对话，加上长时间不来往，对我们比较冷漠是不足为奇的。

改革开放后，家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变，父母从下放地回到了广州，侨房收回来了，弟弟考上了大学，日子眼看一天天好起来，国家也正一步步走上正轨，我们跟外公的关系也在加深，我们都有很多的期待。然而，在1981年，突然收到噩耗，外公患癌症不幸去世了。妈妈十分悲痛，想不到当年一别如今竟成永别！

我们不是图“海外关系”给我们带来什么实惠，而是希望能维系这种血脉亲缘而已。

到了1999年，我妈妈终于踏上了美国的土地。她和我爸爸前往美国探亲，见到了她的弟弟妹妹，也到了外公的墓地去拜祭。她的弟弟妹妹后来说，想不到我妈妈在我外公墓前哭得这么伤心。

我和弟弟对前辈的遭遇十分理解和同情。如今我们都是所在单位侨联的会员。每当要填写什么个人情况的表格，面对海外关系那栏，我们会郑重地写下那些海外亲人的名字，心中亦会升起无限的感慨。

他们回报故土的执着令人感动———

当年的一名美国筑路华工陈宜禧（图中男家长），62岁时毅然回乡，以他的心血之作新宁铁路，谱写了华侨实业救国最耀眼的篇章

（编辑：y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