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壮

要与来自资本主义社会香港的母亲见面，我兴奋之余又顾虑重重

我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粤东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早逝，遗下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和我。因无力抚养三个孩子，母亲把仅九个月大的我送给他人。快高中毕业时，我才知道，迫于生活，母亲在解放前已赴香港谋生了。1968年，我大学毕业

7月27日上午10点钟，我早早来到大沙头广九火车站。站在大榕树下，翘首以待。一拨一拨的旅客出站了，不时有穿着光鲜的“港客”，挑着或拎着大包小包行李出来，却未发现有我日夜思念的母亲。忽然，一个衣着干净、挑着担子的妇人边东张西望，边吃力地走来。我对照母亲寄来的照片，很不好意思地上前询问：“您是妈妈吗？”对方吃力地盯着我，又看看我手上的照片，露出笑意，我们相认了。

接过母亲的担子，一头轻一头重的，我很奇怪，妈无奈地说：“听说国内物质缺乏，买棉胎要结婚证，买衣服要布票，每年一丈三尺六寸。所以买了一张棉胎和十一码布（当时海关规定只准带十二码布）给你。过关时，海关把我的东西倒在一个角落，说‘要么带11码布，要么带棉胎，其他统统不能带！’再三恳求都没用。于是，把布和衣服都留在了海关，只挑了棉胎。”母亲的眼睛不觉红了起来。我不断安慰母亲，感慨万千，这是母子血肉亲情的见证，是母亲送给分别25年的儿子的一份沉甸甸的见面礼啊！

来到沿江路，在“沿江旅店”租了个房间。沿江路本来是广州的商业旺地，银行、酒店、饭店林立，此时正值“文革”，市面萧条。饭店虽营业，却冷冷清清，好不容易找到一间餐馆，门前早已排起长龙。再走到人民南，总算在一间接待外宾的馆子，要了一盘饺子。以后几天，吃饭成了最花时间的烦事。我俩每天早上9时多即去排队候位，12时多才吃到饭。下午3时多又得前去候位，等待晚饭了。几天里，就这样在不断排队用餐中度过。

母亲很希望看看我工作的地方，了解我的生活状况，那时我分在佛山地区，带着她乘车辗转来到我工作的县委大楼外，只敢让她在围墙外的荒地坐下，远远遥望儿子的工作单位和宿舍。因为慑于当时的政治空气，“海外关系”会有里通外国之嫌，会带来不少麻烦！

事过境迁，几十年过去了，开放改革后国内物质已极大丰富了，母亲、姐姐和哥哥不时返穗团聚，他们带的行李也越来越轻、越来越少了。

（编辑：y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