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新闻是老百姓最爱看的，也是“文革”前后《羊城晚报》有别于他报的鲜明特色，时有佳作在全国一纸风行，引发百姓街谈巷议。

突发事件当时还处于报道“禁区”边缘，而《羊城晚报》大胆破禁，还读者以知情权。下图与通讯《来自空难现场的消息》刊于1982年4月30日一版头条，报道之详尽，时为全国媒体第一家。4月26

□本报记者 夏 杨

一个负责任的媒体，自诞生之日就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了社会公义。《羊城晚报》当年报道的“女婴案”《谁是她的爹和娘》，在棘手问题上毫不回避，直面应对，开创性地寻找解决之道，既维护了社会正义，也为社会新闻报道开拓了崭新的报道领域和报道模式。

“女婴案”发生媒体束手

1985年1月19日凌晨2时，广州一产妇临产赶往医院，结果在海味街路边树下产下婴儿。婴儿脐带拖到两腿间，跟车医生赶来时光线朦胧，且天气很冷，只看了一眼，就告诉家人是个男婴。

几天后产妇出院，纠纷却产生了。明明说是个男孩，怎么抱来个女孩？产妇家人怀疑有人掉包。医生们却感到奇怪：明明是个女婴啊。

双方都坚持自己的说法，但都拿不出确切的证据。于是，产妇家人决绝地将这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丢在了医院。

“这是个无头案啊！”本报当年参与该报道的老记者朱荣燊回忆说，当时很多媒体都知道医院发生了这件事，但大家都很无奈：一桩纠纷案，无头无脑，说谁是谁非，都没有依据。或许就这么争执下去，将来也没个结果。所以没有人站出来深入报道此事。

“孩子是无辜的！应该对这件事有所交代。”朱荣燊回忆说，当时羊城晚报的编辑记者对此事很上心，总想方设法将此事披露出去，并促成它的解决。

连续报道全景跟踪案件进展

于是，当时跑医疗线的记者陈妁娴和有社会新闻报道经验的记者朱荣燊投入了调查、采访。说不清双方对错，他们就站在孩子角度，深入剖析此事。他们调查了几乎所有接触此时的当事人，拿到一手材料，并作了去伪存真的分析过滤。

1986年1月17日，本报推出重磅报道《谁是她的爹和娘》，当天晚报零售数增加了1.8万份，全国各地的读者寄来300多封信，表达对女婴的关怀，不少人寄来钱物，还有人要求收养她。

之后连续数月，本报跟踪报道每个细节和进展情况，先后发文20多篇。

真相究竟如何？医院希望通过“白血球抗原试验”的科学方式确认婴儿身份，但产妇的婆婆不同意，认为鉴定结果医院说了算，有失客观公正。他们坚持用传统的方式———直接输血法验证。但若婴儿和产妇不存在亲子关系，这可能导致婴儿死亡，医院坚决不同意。

一年后，广东省人民医院将该产妇告上法庭。经一番曲折，司法机关拘留了一再阻拦科学检验的产妇家人，终于取得检验结果。本报接着刊发长篇通讯《待领女婴案庭审记》，还刊发法医、律师、法官的专访报道。

一曲爱之歌传唱廿多年

终于，女婴回家和父母团聚了，父母为她取名“陈琪琪”。《羊城晚报》的报道并没有停止，记者追述婴儿在医院的400多个日日夜夜，与医生护士建立了深厚感情，一篇篇感人至深的文字，尽情展现了社会对这个“不幸又万幸”女婴的关爱。

陈琪琪10岁时，父母离异，家庭破裂，琪琪跟着爷爷生活。因为抚养费问题，又曾闹上法庭。事隔十年，《羊城晚报》又伸出关爱之手。社会各界给挫折中的琪琪送来了各种帮助，省人民医院的医生护士，爱心妈妈董爱华，大同律师事务所律师朱永平，媒体人蔡玉明、周晓瑾等等，都曾给予琪琪经济上和心理上的帮助。

高扬社会新闻旗帜一路开拓创新

其实，“女婴案”报道只是《羊城晚报》成长路上的亮点之一。《羊城晚报》复刊十年间影响重大的社会新闻，至今仍闪烁着创新的光彩。诸如《没有成亲的“女婿”》、《一则来自北国的感人新闻/心灵美的男“妈妈”》、《农民进城求偶》、《“狗仔”在找爸和妈》、《这个口号真好———友爱在车厢》等等，都曾引发一连串续闻，成为读者追踪阅读和议论的话题。虽然时光已过20年，至今读来，仍令人兴味盎然，又发人深思深省。

4·26空难　欧阳西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