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广州肉价“非正常”高企，本报六记者暗访物流“肠梗阻”，一组报道改变了华南市场流通史

□本报记者　汪令来

热烘烘的改革开放，也催生了乱腾腾的市场。上世纪90年代，在市场交易中，正是一个打破旧格局、建立新秩序的时代———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先行，带来的必然是相

当眼下的猪肉涨价，正在演变为20年来最为剧烈的价格波动时，这也让很多人想起13年前《羊城晚报》那次轰动南中国的著名报道：追猪。

与今天一样，1994年的广东也曾面临一次肉价上涨。不同的是，与此次全国范围内原因更为复杂的价格飞涨相比，那一次的“不正常”，主要则是流通领域的“人为因素”：商道上的关卡重重、层层盘剥、强买强卖，而这些物流上的“肠梗阻”最终又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猪源锐减、肉价上扬。

正是由于《羊城晚报》长达一个多月的深度报道，不仅让邻省入粤的猪源畅通，而且还直接引发广东全省性的交通物流大整顿行动，并推动政府部门出台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追猪”报道，也由此载入中国的新闻史册。时至今日，一些当年的报道参与者回忆起来仍激动不已。

上图：生猪捅死时有发生，你看，这就有一头本报记者叶健强摄（刊于1994年9月19日《羊城晚报》第一版）

六名记者深入虎穴暗访

当今天的老百姓对频频出现于电视、报纸等媒体上的“暗访”报道手法，早已司空见惯时，可能无法想象，这一方法的最初创意者和实施者，需要怎样的智慧和勇气。

当年《羊城晚报》的“追猪”报道组，在一次又一次深入一线进行跟踪报道时，可能也没想到自己在创新新闻报道的手法。

1992年全国猪肉市场开始放开，而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广东的放开则更早些。然而，在人们还没从猪肉市场极大丰富的欢乐中醒过来时，发现肉价已开始上涨。晚报经过初步摸查，感到除物价普遍上涨的因素外，还有运猪货车的交通难题：一路走一路罚一路堵，从而导致猪源锐减。

作为媒体，《羊城晚报》只要将从广西到广州、从湖南到广州的主要干道上，货车摆长龙、运猪车主频频投诉被罚款的事实报道出来，已足以令人心惊。但这种表象上的观察和当事人转述的心惊，仍不足以令人震撼———能不能派记者直接当一回猪贩，以直击再现拦路者种种恶行？

大型体验式暗访报道，就这样首次被提上日程。四名文字记者和两名摄影记者分乘两辆车，在湖南到广州的107国道上来回采访。他们要么扮成猪贩、要么扮成生猪采购员，后来干脆坐上运猪车，与真正的猪贩一起感受一路堵车被罚款的滋味。“一天一夜的暗访辛苦其实不算什么。”参与报道的本报编委、经济部主任，时任经济部记者程小琪，对当时的惊心动魄仍记忆犹新：真正的担心，是后来进入地下屠宰场，面对随时可能“狗急跳墙”的不法分子，甚至要诈称自己是“公安”，才能稳住局面。

三名公安携冲锋枪随行

深入虎穴的暗访报道，显然是“追猪”报道的核心。然而，“追猪”一时成为广东、广西、湖南甚至全国话题的关键，还远非如此。

“‘追猪’新闻之所以有那么大影响，还在于这是一个全方位报道的精心策划。”参与报道的副总编辑、时任政法部记者刘海陵回忆说，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步步为营、万无一失，在大多数媒体仍停留在“一点一事”的当时，这样的报道堪称一次革新。

事实正是如此。这场报道在时任总编辑的曹淳亮亲自策划指挥下，事先在广州周边几个屠宰场向外省猪贩了解情况，并根据这些情况向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送去了有关情况的内参，以让这次行动得到省领导的重视；而更关键的是，由此作了详细周密的方案。比如哪里暗访，采访哪些人；为保证安全，报社甚至还取得公安部门的支持，派了三名携带微型冲锋枪和手枪的公安人员随行。而为了保证新闻观察角度的全方位，在五名男记者之外，报社还特地派了一名女记者陈冬青，以“观察得更细腻些”。

公路“三乱”自此成为历史

《羊城晚报》的“追猪”暗访在1994年9月19日以整个头版刊出，一时成全城话题。且不论广州普通市民一睹为快，就连广西驻穗办工作人员、湖南入粤的猪贩，都纷纷抢购报纸送回家乡，奔走相告。省政府有关畜牧、工商、公路及公安等部门及107国道沿线等市县，立即展开综合治理，省府分管副省长甚至“追猪”上国道现场办公。

但“追猪”行动仍没有结束。在各种现场会、整治行动后，“坑猪”事件真的销声匿迹了吗？报道组决定杀一个“回马枪”：再次暗访，发现仍有人在拦猪收费消毒，还揭开了一处秘密的死猪屠宰场……

伴随席卷全省的治理公路“三乱”行动的开始，“追猪”行动才告一段落。而此次行动的次年也就是1995年，广东专门出台有关全省治理公路“三乱”的一号文件，后来专门成立了治理公路“三乱”的督察队。

一度曾是“大开放、大流通、大商品、大市场”绊脚石的公路“三乱”，自此在广东彻底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