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邓琼

以对开四版的容量，拿出其中差不多一半的篇幅作副刊，天天出，日日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谁能做到？《羊城晚报》。

把文艺性副刊《花地》和综合性副刊《晚会》作为《羊城晚报》创刊之初就立起的“招牌”，毫不为过，这是新中国办报新模式的真正探索。筹办《羊城晚报》的策划者之一

《羊城晚报》创刊之日，正是“反右”高潮之时，新闻版面不可避免受到较大影响，难以承担“给知识分子一个说话空间”的重任，于是《花地》、《晚会》名为副刊却并非副角，担负起了传递晚报人新闻个性、唤起读者阅读热情的使命。

此报一出，上至国家和省市领导人，下至普通工人、市民、店员乃至家庭主妇，都被它吸引住了。在两大副刊上，宇宙之大、苍蝇之微，阳春白雪文学艺术，家长里短生活常识，无不奔来眼底。走市场、说真话、讲趣味———这样的胆量，当时在全国报纸中无出其右。

《花地》者，顾名思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地也。作为《羊城晚报》的文艺副刊，天天出版，它一经问世就受到了包括许多名作家在内的广泛重视。

创刊之初，《花地》编辑第一次北上约稿就硕果累累，众多名家纷赐佳作：徐迟、李健吾、艾芜、冯至、李季、杜鹏程、蔡仪、袁水拍……特别是曾在“五四”运动中活跃而当时已停笔多年的俞平伯、林庚，也在《花地》发表了新作。广东作家欧阳山、秦牧、陈残云等更是纷纷亮相。不仅如此，《花地》版头由茅盾先生亲书（见下图），丰子恺先生的漫画作品不时见于报端，巴金先生出国途经广州也留下文稿发表，郭沫若先生将四幕新编历史剧《蔡文姬》首刊于此……《花地》如此多娇！

培育新苗同样是这片土壤所擅长。编辑们常从业余作者的来稿中披沙拣金选择佳作，或者干脆举办征文以吸引来稿，并经常把头条的位置留给这些从现实中来、或许还有些青涩的新作。如今担任广东省作协主席的陈国凯，就起步于向《花地》投稿并被采用的处女作《五叔与五婶》，还有杨干华、叶蔚林、杨新乔、阿木、华棠、李繁昌、杨智维等，也都借此走上文坛。《花地》还创造性地开辟由编辑执笔的《读稿随谈》，对来稿的文学青年进行指导，又介绍重点的青年作者参加广东省作协的讲习班……如此种种，使得《花地》成为文学新作的热土，最多时每月收到的业余作者来稿达三四千件，读者从中认识陌生的作者名字，也共鸣于自己熟悉的生活。

“现场编报”是一个今天不常听到的新闻词汇了，在当时却是《花地》最有特色的版面之一。为了更贴近广东的生活实际，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花地》编辑部常会针对一些变化巨大的地区或引人注目的新人物、大事件，组织作家和画家等现场体验、创作，并编辑成专页。例如1960年2月28日广东英德硫铁矿发生了民警舍身救火的“马口事件”，3月15日《花地》就编发了专页，秦牧、余方的散文，周敏和贺朗的诗歌，刘逸生的旧体诗，陆绍权的绘画等一起，立体描摹、歌颂了一组英雄群像。既有副刊的深度，又有新闻的速度，给《花地》带来不同凡响的社会影响。

除了文学创作之外，音乐、美术、戏剧、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也都在《花地》争相竞放，引领着岭南文化艺术的发展潮流。

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经营副刊，风险可想而知。但是《花地》仍然执着于“百家争鸣”之宗旨，开展了一些文艺方面界的论争。创刊之初的粤剧传统剧目如何继承传统、剔除糟粕之争，关于“《唐诗三百首》是不是一个坏选本”的论争，以及1961年关于长篇小说《金沙洲》中“正面人物是否有缺点、反面人物是否该同情”的论争，关于小说《三家巷》的论争，都反响巨大。此外，还有相当数量对现实进行褒贬的杂文涌现，也给读者耳目一新之感。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这些论争文章和杂文并不能完全摆脱当时的“主旋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但编辑部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使一些不同意见得以发表，还是体现了难能可贵的胆识。

1957年由茅盾题字的《花地》版头

秦牧的故乡广东澄海县属潮汕地区，当地“功夫茶”习俗名播中外。他从小接触功夫茶，练就过硬的辨茶功夫。广州各报的老总们不少都有饮茶习惯，有一天，大家突发奇想，要对各自所带茶叶评出高低，推举秦牧为评茶师。秦牧还写有《故乡茶事甲天下》等茶散文（资料图片）

秦牧与《花地》

秦牧夫人紫风说，秦牧先生与羊城晚报的“亲密关系”应该从晚报诞生后他一直担任《花地》副刊的撰稿人算起。1958年春天，秦牧下放到揭阳一个农业社，他陆续在《花地》上发表描述潮汕平原美丽风光和农村新事物的散文。例如描写潮汕农民为农业社平整集体土地、搬迁先人坟茔的《迁坟记》刊出后，《人民日报》立刻加以转载。

没想到此文发表不久，1958年10月，秦牧就从揭阳奉调返回广州，出任《羊城晚报》副总编辑了，分管的也正是《花地》和《晚会》两大副刊，直到1960年他转任广东省作协专职副主席。1965年7月，《羊城晚报》成为中南局领导的报纸，他又以一名刚刚入党的中共党员的身份再度出任副总编辑。

秦牧曾说过：“我喜欢在晚报工作，是因为它的办报方针就是寓共产主义教育于谈天说地之中，用轻松活泼的笔调来发议论、写文章，副刊更是如此。这比板着脸孔，喊几句口号要切实可亲得多了。我乐于看到这样的报纸、这样的文风不断发展，所以也就甘愿为它效力了。”因而他工作非常投入，不仅自己亲自上阵创作出许多散文佳作，而且想方设法使两大副刊更加新颖、隽永。

秦牧发表在《羊城晚报》上的作品，不仅有他反映各地生活见闻的散文，也有对于文艺问题的评论、分析（例如名作《艺海拾贝》的某些章节），还有专门同青年人谈心，促其提高心性修养的《每周一谈》。那些由秦牧亲自拟定的篇名：《让快乐常在你心上》、《骄傲是著名的陷阱》、《当你还是一朵花》……今天读来仍不落伍，让人感觉得到不落俗套、娓娓道来的风姿。

当年曾与他共事的编辑，对秦牧的大家风范记忆犹新。在晚报工作期间，他每天要看两大版一万多字的清样，怕延误报纸出版所以经常都保持紧张状态。碰到疑难问题，除了凭借平时积累的知识作判断，他还尽量翻查辞书。偶然出了点差错，他会说“看到报纸滚滚印出来，心里像压着一团铅块似的”。

在晚报工作期间，秦牧都是在这样“劳动强度颇大、文娱生活又很少”的状态中度过的，可是他说：“看到报纸的销量一个劲儿上升，路上人们排着队在购买它，它的声誉蒸蒸日上，是使人从心底里高兴的！”

以名作家身份成为“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报纸编辑，秦牧并不以为意，他常常跟同事们说：“一个人担任文学报刊编辑的时候，可能自己的创作减少了许多，甚至搁笔不写，但是他却可以发现、培养好些文学新人，并借此熟知文学界的动向。而且，编辑工作对于锻炼一个人的工作能力，细心处事，敏感、周密，熟练掌握文字，都是很有好处的。”在他眼里，好编辑无异于“又一种形式的文学家”。

秦牧在晚报还有一件轶事颇为引人关注。由于他来报社前的工资是按照作家、艺术家的“文艺级别”来定的，比当时的总编辑杨奇的“新闻级别”要高，于是他几次要求自降工资，直至组织上同意他的要求才罢休。

今年9月5日，新编《秦牧全集》首发，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总编辑张宇航称，秦牧为晚报尤其是副刊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晚报能够在全国形成重要影响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

■对话

本报记者　左多夫

陈国凯谈《我从花地来》

左：1980年2月15日《羊城晚报》复刊，当天报纸《花地》版在头条位置，发表了您的散文《我从花地来》，您怎么想起写这篇文章？

陈：1980年，我曾写过一篇小文《我从花地来》。27年后的今天，再翻翻这篇小文，觉得很亲切。1958年的一天，我还是个不懂事的高一学生，当看到我写的稿子在羊城晚报《花地》登出后，我当时的激动心情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那时一个中学生和编辑同志一个也不认识，稿子从前门进去，也是从前门印出来。近年，目睹了一些文坛的怪现象，我特别怀念、特别赞赏《花地》编辑这种关心无名小辈，从不以名取文的优良作风。没有这种作风，是不可能培养出大批文艺新军的。

左：都讲编辑是替他人作嫁衣裳，这使我回忆起一件小事。《我从花地来》这个版，是后来当总编辑的关国栋亲手编排的。刚复刊，条件差，他握一把旧红木尺，在版样纸上左右比划；副总编辑杨家文也在场把关。我是新手，像学徒学艺，立于一旁。那场景历历在目，感觉上编辑还真像裁缝。

陈：《花地》编辑扶植人才———特别扶植工农业余作者的工作是非常细致的，在一大堆稿件里，发现一株新苗，一篇好稿，不光是发表就算，还把一些作者介绍给文学界的前辈。1962年，我在《花地》发表了短篇《部长下棋》之后，《花地》的编辑就把我介绍给有名望的老作家、评论家肖殷。当时我还是个二十出头的青年，肖殷认识我之后，一直关心我思想和学习上的进步，一篇稿子他仔细阅完后还在上面写出修改意见，该划出的则划出，并指出不要这一段的原因。可以说，是肖殷扶着我走上文学之路……

左：“我从花地来”已演变为许多作者的口头禅，快成流行语了。多年过去了，作为省作协主席的您，和省作协一直支持报社的工作，大家对此深表谢意。

陈：岁月无情，现在我自己已步入老年，虽然出过一些书，自知无多建树，但我心里十分清楚，是《花地》使我这文学婴儿“哇”的一声坠地，广东不少工农作者也是这样降生的。“我从花地来”这是许多作者发自肺腑的心声，在《羊城晚报》创刊50周年之际，我祝愿更多的“文学婴儿”在《花地》这个摇篮里成长。

（编辑：左左）